患者的信任堪比一劑良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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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站在患者角度，醫生往往很難逃脫過度醫療的質疑。然而，遇事把板子全打在醫生身上，又有失偏頗，畢竟也有不少患者主動要求“多上支架”，在他們看來，支架比醫生值得信任。

對高端醫療設備的信任超過了對醫生職業道德、醫術的信任，其中一個后果就是醫療費越來越高。而鑒于有些病癥并不是先進的醫療設備所能治愈的，因而，醫患關系的緊張程度便越滑越深——患者認為我付了這么昂貴的醫療費，醫生就有責任將所有的疑難病癥都治愈。一旦錢花了，病卻沒治好，醫生便成了“替罪羊”，醫患沖突便有可能上演。

著名醫史學家亨利·西格里斯曾說，每個醫學行動始終涉及兩類當事人：醫師和病員，醫患關系無非是這兩群人之間的多方面關系。無論是“醫”還是“患”，其出發點都只有一個——讓病人康復起來。這本該是互相協作、目標統一的“利益共同體”，也是最應該互相信任的兩個群體，為何卻屢屢陷于水火不相容的對立之中？

當然，我們大可以將責任推給醫生和醫院。確實，在現有的醫療體制下，有不少醫院和醫生出于利益的考慮，把醫療的公益性拋之腦后，用醫藥提成的“潛規則”鼓勵醫生過度醫療。比如說，衛生部藥政司副司長姚建紅曾表示，中國平均每年每人要掛“8瓶水”。不否認這其中有醫生為了牟利而開大處方。但反過來，是否也有患者自作主張地認為，只有掛水病情才會好得快，因而主動要求過度治療？

一方面，一些患者及其家屬以為醫學萬能，進了醫院就等于進了“保險箱”，生命健康有絕對保障；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為自己花了錢就要治好病，一旦病情不見好轉或者惡化時，就覺得醫院和醫生不可原諒，忘記了之前醫生的付出。“病好了，萬事大吉；病沒好，立刻翻臉”，以結果為唯一導向的利益交換關系，取代了本應是互相信任的醫患關系，這又何嘗不是一種社會病？審視那些“錄音門”、“醫院血案”的醫患沖突事件，無不如此。

患者和醫生都有焦慮，都容易把這種焦慮和緊張傳遞給對方，從而將最基本的信任關系變成了一種利益交換。我們可以將其歸因于以藥養醫的體制，但拋開體制，說白了還是一個責任和信任缺失的問題。不妨多給醫生一點信任，少些懷疑，這既有利于患者的身心健康，也可以緩和醫患的緊張關系，何樂而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