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捐精猝死該不該索賠？

一個人活著去做屬于公益的捐精，但是去了就沒有再回來的可能，這的確是一件悲劇性的結果。

好好的兒子沒了，家長不可能無動于衷，不可能不問為什么就讓具有博士學位的兒子就這樣離開人世。這是人之常情，不管是是誰都會這么做。至于索賠400萬多不多，那應該法院法官們依法辦案的責任與義務。不是雙方說了算的。

捐精子也能死人，這是個可怕的問題。如果有人聽說這個新聞了，恐怕會嚇得不敢再有這種念想。所以，無論是對于死者的生命的負責，還是對于今后如何開展捐精公益事業，都是不能繞過的坎。尤其是精子的受助者，不能失去社會最起碼的道德與良心，不能因為錢把整個捐精的公益事業給毀了。如果為了躲避賠償，為了賴著不賠償，那么就不僅是死者家屬的悲哀了，而是引起整個社會道德缺失的大問題。

據廣州日報報道，去年2月，華中科技大學醫學院在讀博士生鄭剛在該校的湖北省人類精子庫捐精時猝死，引發社會廣泛關注。此后，其父鄭金龍將華中科技大學及其附屬的同濟醫學院生殖醫學中心（以下簡稱生殖中心）告上法庭，索賠死亡賠償金、精神損害撫慰金等各項損失共計400萬元。昨日，武漢洪山區法院開庭審理此案，庭審中雙方互相指責對方拒絕尸檢，死者家屬還認為校方在捐精過程中沒有盡到安全義務。而校方律師則表示，鄭剛的猝死與捐精無關，他們沒有責任，一分錢都不會多賠。由于事發后沒有及時做尸檢，究竟鄭剛死于何種疾病，這和捐精有多大關系，雙方爭執不休，但又誰也沒有證據。想不到，公益捐精會成為生命的悲劇；想不到，人一死就什么也不是了。如果受助者只能接受人們的義務捐助，而不承擔任何責任與義務，這捐精公益事業還怎么進行下去，是不是就此要關門了？

法理上的事，必須依法從事，法院不能袖手旁觀，法官更不能坐在審判席上高枕無憂，只聽原告和被告唇槍舌劍，而自己沒有法理主張。如果案子被爭論不休的拖延著沒有結果，也不是法院光彩的臉面。如果雙方證據嚴重不足，就應依法判令其主要的一方依法舉證，不能讓有責任者逃避責任。否則就是法院判案不公。死者應當是弱者，理應得到法院依法的保護，讓死者家屬舉證多有不公平。但是被告的舉證還需受到第三方的監督，以防被告蓄意提供虛假證據。

正如原告律師王艷梅所述，生殖中心也沒有盡到足夠的安全保障義務。志愿者去捐精，就是和生殖中心形成了一個捐贈合同的關系，生殖中心應該保障志愿者捐精的安全。現在鄭剛猝死在了取精室，生殖中心顯然沒有盡到足夠的安全保障義務，比如及時發現鄭剛捐精異常，并及時搶救等，這些都沒有。這不能不說是被告的責任缺失。

在法庭上，鄭金龍堅稱自己400萬的賠償并不是漫天要價。鄭剛剛讀博士，就被十堰市一所大型醫院看中。鄭金龍向記者出示了一份2010年12月1日，鄭剛與十堰市太和醫院簽訂的協議原件。上面寫明，鄭剛持外科碩士學位證書，初定月薪6800元，持外科博士學位證書，初定月薪1.28萬元，每兩年調級一次。所以死亡賠償金應該是碩士生的收入加上博士生的收入，按最高20年計算，再加上父母撫養費、喪葬費，算下來就是400萬元。不管原告索賠的金額400萬元漫天要價，不管被告愿不愿意賠償，原告和被告雙方都沒有裁定權。依法裁定應該是法院和法官的責任與義務。案件的判決公平與否完全在于法院和法官如何依法判決。

然而，死者家屬作為原告向被告索賠是正當行為，是受法律保護的，索賠沒錯。那么，錯在哪里呢？值得人們深思。深思之一，公益的捐精事業還需要建立法律意義上的法制制度，已發完善公益捐精的程序，以及如何預防意外事件的發生和理賠的責任與義務，公益捐精不能只受助不承擔責任與義務。深思之二，公益捐精是否應當有受助方支付健康體檢費用，在捐助前進行健康體檢合格后再捐助？這只是筆者的愚見，希望更多朋友參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