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智商測試叫“做植入性歧視”

來自河南南陽鄧州農民工魏雙恒的8歲兒子航航在鄭州市建設路三小求學時遭遇難題。在入學測試環節，老師問了航航3個問題：“5加7等于幾”、“在哪兒上的幼兒園”、“爸爸的名字叫什么”。航航回答得支支吾吾，老師建議家長帶航航測量智商。“我孩子智力沒問題，就是沒見過大場面，膽子小，有陌生人放不開。”魏雙恒解釋說。（2012年9月6日《工人日報》）

由“民工子女入學被要求測智商”所引發的有爭議，盡管最終以“放行上學”這樣一個看似圓滿的結局結束，但他所留給我們的思考遠不及這場歧視學生那樣簡單。正因如此，除了要對學校的荒謬行為作出直言痛陳之外，更應該追問盤旋于歧視背后有關教育體制資源的分配問題。

“測智商”看似是“荒唐之舉”，實則卻揭露出當前高等教育模式培育下，“資源不足、僧多粥少”的現實語境。因此，如果僅僅把事情責任歸咎于學校的道德問題，而不切中時弊，發現事件背后的制度缺陷，那么，無論是多么嚴厲的批評，都不足以讓事情得到更充分的改觀。

“住房不到80平方米別進公辦幼兒園 ”、“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入學要求八證齊全”等規定，似乎早已向我們表明，此前流行于一些地方的入學門檻的變相設置，無不和當前教育資源分配不均所引發的問題有莫大的關系。

遺憾的是，在應對這些問題時，一些學校卻在目前教育資源所面臨的分布不均、資源稀缺等在短時期內無法完全被調整的條件下，采取“測智商、限門檻”等變相手段，或許可以改變這樣的分配不均所引發的問題，但僅僅把問題的根源歸咎于這是由于農民工子女給城市子女搶奪教育資源，未免太過粗率。

事實上，當“變相測試”頻頻成為招收門檻的前置定語，那么初衷本好的義務教育自然也就成了各校“挑肥揀瘦”的正當理由。從這個角度來講，只有跳出對歧視問題的表象批判，認清事物的根源所在，才能客觀上促進外在因素的改觀。

農民工魏雙恒的8歲兒子航航在多方調節之下才得以入學的結局無疑是幸運的，但那些和魏雙恒一樣的外來務工家長所面臨的子女上學難題，又該如何解決？筆者認為，除了加大地方政府對于教育資源投入，實現各校教學設施共享、優秀師資共享和優質教學資源共享之外，同時也應該建立一套完善公開的入學機制，才能最終避免一些學校因變相錄取、門檻限制所產生的一些不公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