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腐敗在于擴權后監督沒有跟上

媒體報道，自2009年9月廣州成立城管委以來，共有27人因腐敗“落馬”，其中15人涉嫌包庇違法建設，涉案總金額近千萬元。這是廣州反腐敗工作的良好表現，應予充分肯定。但這樣的數據揭示城管成腐敗重災區，無疑對其約束和監督提出了新的命題。(來源:南方都市報 南都網)

要想獲得治理城管腐敗的救災路徑，理應追本溯源，理順腐敗問題產生之邏輯。因此，審視城管部門的腐敗問題，不能只是抓來違法者，拷問其腐敗細節。要抑制腐敗，需要從權力的分配和制約談起，譬如權力的分配流程是否合理，制約和監督程序是否真實有效。

照此邏輯審視，城管腐敗更多體現為因為擴權致權力過大，監督沒有跟上。就廣州城管而言，依照1999年的舊細則，其執法權限只有64項，而去年10月實施的《廣州市城市管理綜合執法細則》，將29項新執法職能劃歸城管部門，城管的行政處罰權達232項，涵括市容環境衛生、城鄉規劃、環境保護、市政管理、工商行政管理、燃氣管理、水務管理、建設工程管理、人民防空、白云山風景名勝區保護、養犬管理等12個方面，12年間職能翻了近兩番。而從媒體提供的腐敗違法案件看，的確能看出權力過大的隱憂。據南方都市報報道，城管系統腐敗違法案件中，主要涉及環衛設備采購和環衛工程招標受賄、物業公司和保潔公司賄送、包庇違法建設等，其中涉及包庇違法建設的涉案人員最多，達15人之多，占總數一半有余。城管職責相對有限的階段，其腐敗空間較為有限，主要借助于處罰權，然而隨著權力的擴充，腐敗機會愈來愈多，其中招標權尤其引人關注，都市快報援引南京市玄武區城管隊員趙陽的話說，“每一個井蓋、垃圾桶、路燈城管項目負責人都有尋租空間。”

賦予城管更多的職能有其特殊考量，然而，在配套的權力監管體系尚未落實的情況下，部門或個人很可能借助職能為其牟利。從各地城管擴權的清單來看，絕大部分是從同級政府其他部門職能職責、權限轉移而來，這就可能帶來一個突出的問題：一級一地政府所屬的各執法部門，在被分別賦予一定的職能職責、掌握具體的執法權限時，通常會有較為嚴密的內部管理與監督程序；各部門之間也能形成一定的執法監督，同一部門系統中，上級對下級也能部分發揮審查制約。顯然，當前城管部門重大腐敗案件的出現，與其缺乏權力監管有直接聯系。

一個過去看似不起眼的部門，因為增加的職能欠缺監管，繼而淪為腐敗重災區。當前，攤販、違法建筑等仍然是城管日常的執法對象，游離于權力末梢的他們肩負著城市一線的管理任務，通過具體而微的權力彰顯城市管理的權威。因為裁量權過于自由而導致的腐敗現象仍然存在，值得我們重視，因此，當前更應該重視城管的新角色，應該考慮的是，是通過加強對權力的監管，還是適度削減部分職能，這是接下來城管反腐應當回答的問題。、

廣州向來重視反腐敗工作，近來更是借勢“三打兩建”持續發力。在大眾印象中，某位高官落馬可能被視為反腐工作的巨大成功，然而，這只是反腐的一部分。反腐不能一味盯著位高權重者，對基層權力的監督和對頂層權力的規范同樣重要，甚至前者的參考價值更大。因此，當前的反腐還應該從微觀政治學入手，從基層權力的分配、制約和規范等諸方面，了解末梢權力的腐敗路徑，藉此做出相應的制度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