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媒體不可缺席

2001年，河南孟津縣村民楊安樂將逾6萬公斤玉米賣給糧管所，按當時價格計算共74694元。該所以沒錢為由，為楊安樂開具收購憑證并加蓋公章，稱以后結算。但欠款后被拖欠11年，歷任糧管所領導均稱要錢去找前任。此事曝光后，糧食部門當天下午給當事人送去現金。（《人民網》8月19日）

11年解決不了的一個簡單維權問題，由于媒體的報道，當天即獲解決，無論對于當事人，還是事件的關心者，都可謂一件幸福的事情。實際上，媒體的報道，不僅僅是讓村民楊安樂拿到了本屬于自己的賣糧款，還促使孟津縣糧食部門成立了聯合調查組，對有經營疑點的原負責人趙曉濤進行深入調查，并將根據情況對其依法依紀嚴肅處理。也就是說，媒體報道的價值是多重的，既維護了公民的合法權益，又促進了真相的還原，還促進了政府對社會的有效治理。

近年來，類似“曝光即獲解決”的事情，或者“曝光之后持續跟蹤終獲解決”的事情，或者“曝光之后促進政府治理模式轉變”的事情，有很多很多。“寶馬假彩票案”、“湖南嘉禾強制拆遷事件”、“圓明園防滲膜事件”……事件得到處理，媒體的輿論監督功不可沒。“孫志剛事件” 讓長期以來實行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廢除，“開胸驗肺事件” 使了職業病防治法規得到修訂，輿論的力量，都是至關重要的。

政府的社會治理模式，一直在與時俱進，由過去的人治模式到后來的法治模式，由嚴格的法治模式向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模式的進步，都沒有離開媒體的推進。由于媒體不但搭起了政府與公民的溝通橋梁，更由于媒體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參與了社會治理，很多時候，媒體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媒體獲得了“第四權力”的美譽。楊安樂能夠拿到被拖欠11年的賣糧款，再次證明了“第四權力”的威力。

然而，媒體“第四權力”的形成，讓一些在舊思維里打轉的人還不習慣。盡管中央多次強調“輿論監督不能削弱只能加強”，但很多地方依然只將輿論監督作為功利的一時一事之需，依然在設置各種障礙，阻礙媒體輿論監督作用的發揮，阻礙記者采訪、毆打記者、搶奪記者的報道工具、惡意收購報刊，甚至是到報社打砸搶的事件仍時有發生。相比已經立法保障記者采訪權的國家，我國媒體的生存環境，還沒有獲得應有的保障，這依然是社會的期盼。

當然，我們也不否認一些媒體、記者著眼于商業利益，做出違背社會良心、職業道德事情的真實存在，但我們在對待媒體的時候，卻不能因此將“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媒體生存的基礎，還是在于受眾，而取悅受眾的關鍵，最終還是媒體是否以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為價值追求。因此，應該嚴管媒體和記者的不端行為，但卻不能因此而設置媒體輿論監督的枷鎖。

如果沒有媒體的報道，楊安樂什么時候才能拿到被拖欠很久的賣糧款？如果沒有媒體的報道，我們這個世界將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世界？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都已經再三證明：公共治理，媒體不可缺席。楊安樂在拿到被拖欠的款項后，表示滿意，這個滿意里面，恐怕最大的成分是給媒體的。我們在為楊安樂感到高興的同時，也希望媒體能夠更好地發揮“第四權力”的作用，造福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