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性福利 不怕隱性就怕不公

公務員、國家企事業單位的“隱性福利”，近年來屢次出現在公眾視野，每一次都會引起廣泛的關注或質疑。如：位于北京鬧市區、僅為市場價1/8的央企福利房，每月倒給500元話費的內部手機號，每年獲財政補貼數千萬元的機關幼兒園等。而最近的一個例子，則是審計署披露的：2011年，中科院以項目名義給在編職工發放近億元福利。(8月14日《中國經濟周刊》)

作為“某些部門、單位在政策、制度之外發放的各種貨幣或非貨幣形式的收益”，隱性福利范圍相當廣泛，比如平時發的手套、安全帽等勞保用品、過節發的粽子、月餅等時令食品，都歸為其中。事實上，隱性福利本身并無原罪，其作為補充性報酬與服務，合理的存在還能更好地保障勞動者權益，體現單位對員工的人性關懷，增強集體的凝聚力和員工的歸屬感。

對于隱性福利來說，不怕隱性怕不公。正如福利專家指出，“哪個單位不想給自己的職工增加福利？只要不傷害其他社會成員利益、不觸犯法律就行。”去年，阿里巴巴公司推出30億元的“iHome”無息置業貸款計劃，幫助員工安居樂業，投入5億元成立教育基金，一攬子解決員工子女的學前和小學教育問題，對此社會輿論不僅不覺得有何不妥，還盛贊其富有社會責任感，積極回饋社會。

相比之下，機關事業單位、國企的隱性福利每次曝光后，之所以會引來公眾的質疑，深層次原因恰恰是隱性福利造成的社會不公。這種不公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福利來源不同。阿里巴巴等私企發福利花的是自己的錢，機關事業單位和國企花的是納稅人的錢。長期以來，公務員“低工資、多補貼、泛福利”現象備受質疑。根據規定，同一級別的公務員，其月工資平均值差距不能超過2000元。但事實卻是，寧夏一個處級官員的月工資只有3200元，在江蘇等地卻有1萬元之多。花納稅人的錢中飽私囊，加劇了社會對公務員群體的“另眼”相看和隔閡心理，也在政府機關內部形成“油水單位”和“清水衙門”的兩極分化，挫傷了工作積極性。

二是福利性質不同。阿里巴巴等私企的福利屬于社會收入的再分配，機關事業單位和國企的福利則往往破壞了正常的行政倫理和公共秩序。當下，由于財政制度尚不完善，很多有收入的部門同時還掌握著對收入的分配權，可以利用其占用的公共資源來充實部門利益。預算外收入、小金庫的存在，不僅為濫發福利提供了來源，還直接導致“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部門利益個人化”，誘發權力尋租和腐敗行為。同時，航空公司的員工可以買到便宜機票；好學校教師把子女安排在本校上學，這些“近水樓臺先得月”行為，具有嚴重的排他性，是對其他市場主體和社會個體的不公。

為什么人們對有些隱形福利“羨慕嫉妒”，對于有些就只剩下“恨”，這提醒我們，需要做的不是消除隱性福利，而是消除福利不公。隱性福利的問題根源，就在于政策、制度之內的正常福利不夠清晰明確。只有將勞動者的工資福利等各種收入，特別是公職人員的全部收入制度化、規范化和公開化，對于違規搞隱性福利的問責明確、到位，我們的職業福利才會發得清白，拿得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