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與回歸：教育家辦學

最近，數條有關大學校長的新聞引起了輿論的群體性狂歡，“大學校長”一詞似乎被妖魔化，讓原本應該德才兼備受眾人景仰的大學校長們動輒得咎，無所適從。

大學校長緣何淪為了公眾的“娛樂談資”？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校長們自身的問題，也有教育體制的弊端帶來的一系列影響。今天，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大學校長，需要什么樣的大學，這一永恒話題再次被推向風口浪尖。

大學是社會的精神文化中心，是傳道授業解惑的知識陣地，大學校長是掌管一所大學的舵手，其治學理念直接影響大學發展的方向。具有現代意義的大學在中國已走過百年，在其產生之初就達到過一定的高度，再回首，正是當時的大學校長用人格魅力影響了一個時代。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時的辦學方針，在大學領導體制上，他第一次實行民主辦校、教授治校，鼓勵學術研究，提倡社團活動。大學，本就是塑造完善個人，致力真正學術的地方，教授和學生都應為追求真理而孜孜不倦，在這個過程中，學術自由和教育獨立是基本保障。正是這種治學精神，使得蔡元培領導的北大為現代中國大學教育樹立了一個嶄新的楷模，開創了現代中國高等教育的新局面，奠定了20世紀前半葉中國大學的基本面貌。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在陳獨秀等學者的熱情倡導下，青年學生掀起了追求民主、科學的浪潮，使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演繹了中國的文藝復興。

在風雨飄搖的戰亂年代，北大也曾一度卷入革命活動和學生運動的漩渦，此時的北大校長正是蔡元培的學生蔣夢麟，他把握著北大之舵，針對學生“紀律馳，群治馳”的特點，致力于“整飭紀律，發展群治，以補本校之不足”，使得北大的教學和科研在亂世中穩步上升，回歸學術。有學者曾經拿到若干30年代老北大的課程表及教學規劃，比照一番，得出“令我輩后學汗顏不已”的評價。

大學須具有獨立之精神，學生才能具有獨立之人格，不論是救亡圖存的昨天，還是和平發展的今天，大學精神的本質都不會改變。

知識分子為了更好地參與社會，就必須首先使自己的人格獨立于社會。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并為自己的一切言行負責，應是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所學之根本。在時局動蕩的年代，蔡元培、竺可楨這些大學校長們，曾經用他們的思想，他們的治學理念捍衛了大學精神，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熱血青年。那么在和平年代，在盛世太平的今天，我們的大學獨立發展具備良好的土壤，我們的大學校長們應結合當下，將這些偉大教育家的先進理念發揚，延續。

前不久，北京師范大學新任校長董奇在全校干部教師大會上承諾，將把百分之百的精力用于學校管理，要用“整個的心”去做“整個的校長”。他做出“不申報新科研課題、不招新的研究生、不申報任何教學科研獎、個人不申報院士”的“四不”承諾，是繼湖南大學校長趙躍宇去年上任后“兩不”(在任期內不申報新科研課題、不新帶研究生)承諾的進一步發展。若要為此舉鼓掌叫好，可能還言之尚早，但至少我們可以持觀望態度，畢竟這是我們的大學校長們思變的一個良好開端。

溫家寶總理曾明確提出教育行政化的傾向需要改變，多次強調應讓教育家來辦學。教育部部長袁貴仁也多次表態，要逐漸改變政府對學校的管理，厘清校長一職的影響力邊界。或許，當今這些大學校長的承諾，標志著我們的大學管理制度改革，向前邁出了艱難的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