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金不昧反遭投訴拷問“答謝文化”的培植

日前，楊女士去茶館打牌后遺落5000元現金被服務員歸還。楊女士丈夫到茶館領回現金時給服務員200元酬謝。回家后，楊女士覺得不應該給酬金，夫妻倆到茶館當著茶館人員的面起了爭執，最后當事人退回了200元。楊女士認為服務員這種行為不對，打電話給報社希望曝光。（6月14日《新快報》）

楊女士憑什么覺得拾金不昧服務員不應收取酬謝，新聞語焉不詳。但顯然，通過她到茶館后的那一系列形同潑婦的行為來看，不外乎是，她只看取浩如煙海的中華傳統美德庫里，有個“大恩不言謝”，卻不知道或無視還有個“滴水之恩，當以涌泉相報”的古訓。自然也就意識不到，現實語境下，我們可以希望別人高尚，乃至自己力求高尚，但卻不能強行要求別人高尚，更不能要求別人一旦高尚，就永遠高尚。

但問題在于，這些都是楊女士一個人的過錯嗎？在筆者看來，恐怕也要在時下的整個社會的“答謝文化氛圍”的營造和形成上找找原因，如果“答謝文化”的培植，就像拾金不昧等中華傳統美德的弘揚一樣，同樣也能納入公民道德建設乃至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項戰略部署，并使恥于“答謝”者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那么，光天化日之下，怎么可能履履發生拾金不昧反遭投訴之類的怪事呢？

應當承認，在“答謝文化” 的培植上，近些年來，從一些公權部門到社會機構，很是下了一定的功夫，比如今天就有報道說：昨日，深圳市交委主任黃敏、巴士集團董事長李永生等來到鵬程出租汽車公司看望并表彰“拾”530萬而“不昧”的哥李東英，向他送上鮮花與獎勵金1萬元。同日下午，深圳福田區有關部門負責人也授予李東英“福田好公民”榮譽稱號，并給予其5萬元的獎勵。（6月14日《新快報》）某種程度上，就是在努力營造一種“答謝文化” 氛圍。如果類似的政府行為多了，必然具有“潤物細無聲”的作用，從而促使“答謝文化”在整個社會上蔚成風氣。

遺憾的是，并非所有地方政府都注重“答謝文化”的培植，不知是否在他們看來，知恩答謝也好，受恩不答謝也罷，都只是公民的權利和義務，還是說“答謝文化”的培植是一項看不見摸不著的政績。總之是，每當拾金不昧者的“好心”不但不被“領情”，相反，卻遭到褻瀆時，我們總看到一些社會機構和公權部門在此缺位或作“壁上觀”。實令拾金不昧者為之心寒。

“答謝文化”的培植看起來沒有拾金不昧等中華傳統美德的弘揚那么重要，但實際上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即拾金不昧者如果能得到受恩者一聲及時的“言謝”或物質、金錢酬謝時，想必今后更加樂于積德行善。反之，倒不是說拾金不昧者就一定希望受恩者“以示感謝”，但至少致使下次再有人遇到有人丟錢物時，思想上會有所顧慮，行動上會有所遲滯。或者干脆繞道而走。畢竟，在這個允許言私利的時代，真正的品德高尚者又宣稱“傷得起”的公民多乎哉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