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報見義勇為能否撫平道德質疑？

東莞警方昨日在其官方微博通報稱，巴西籍男子MOZER在東城海雅百貨對出的紅綠燈路口制止3名男子扒竊被毆打受傷，警方立即成立專案組，案發次日晚上6時許在莞城帝王廣場背后一間小店旁，將兩名犯罪嫌疑人皮某(16歲)、艾某(18歲)抓獲，另一犯罪嫌疑人在逃。目前兩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偵查、追逃工作還在進一步進行中。并積極申報見義勇為。（5月7日 中新網）

“老外阻止扒竊被群毆”從國際友誼上看特別能引起民族情結，如網友評論的“有種的中國男人都去哪里了？”但這僅僅是道德質疑。東莞市的做法是在積極偵破案件并努力為巴西籍人士申報見義勇為，這樣做無疑有著刻意撫平公眾質疑的嫌疑。似乎申報見義勇為成功便為整個事件的性質翻過去，成為一場關乎正義的主旋律行為。但整個事件中，引起公眾質疑和譴責的并不復雜，就在于兩個點：一個身著“執法”制服人員的漠然；一個是周圍人的漠然。

事后，警方公布說，身穿制服的兩名執法隊員是城管隊員，不能管轄治安事件。從權責利上劃分城管隊員和治安管理人員的職責很簡單，但在現實中，人們習慣的是“有了困難找警察”，尤其是遇見突發事件，在撥打110電話和現成的“執法”制服人員中抉擇，有常理的人都會選擇后者，但兩名隊員的反應卻是“這不是職責管轄范圍內的事情”。此時，城管隊員不再踢皮球，也不再將那些模糊邊緣的事件大包大攬，而是整理出一個明顯清晰的范圍。其實，這個職責范圍原本就是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不是什么大道理，但在這樣的關鍵時刻和危急關頭到底是要嚴守職責，還是見義勇為呢？即使從一個普通公民的身份出發，兩名城管隊員也不能做出這樣的反應，何況是國家公職人員？

周圍人的漠然來源于公眾對預期的判斷，從南京的彭宇案、天津的許云鶴案看出，在法律的天平上，對于那些道德上占據優勢的人做出的判決出現了有失公平的結果。所以，當出現佛山小悅悅事件的時候，盡管人們依舊譴責那些路人的淡漠，但卻找尋不到淡漠的原因何在？社會風俗、社會風尚的形成不僅需要上層制度的支撐和鼓吹，更需要的是在基礎層面上形成人人擁護或者人人自愿的局面，否則，依靠強制推行下去的風尚往往不會持久。這樣的例子在歷史上比比皆是。面對外籍人士阻止扒竊，眾人的冷漠有著害怕自己生命權益受到侵害的擔心，更有著來源自社會道德評價的支撐。公眾的反應是社會心情最好的表達。

所以，盡管東莞警方在積極幫助巴西籍的男子申報見義勇為，但即使成功了也遠非對公眾道德質疑的公開回應。恰恰相反，這樣的回應方式顯然是避重就輕浮光掠影式的，因為其故意避開公眾的道德質疑繞道進行并為不作為的行為尋找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