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何哉也，要命的“理發令”

2012年4月13日晚19點30分左右，山東省東營市勝利第一中學八年級一班14歲的女生李欣玥從自家五樓的窗戶跳下，永遠地離開了愛她的父母、親友、老師和同學們，原因是一中校規規定，學生必須剪運動頭，但她卻不想服從這條校規，在學校和父母的施壓之下，釀成了悲劇。（《新華網》4月17日）

生命之于每個人都只有一次，它是今世不可重生的寶貴財富。對于青少年，大人們給出的忠告是：熱愛父母給你們的生命！它比頭發重要、比衣服重要、比升學重要、比戀愛重要、比吵架重要，比什么都重要。發可以不剪、衣可以不買、學可以不升、愛可以不說，架可以不吵，但生命不能沒有。

在收拾女兒的遺物時，李欣玥的父親發現了女兒寫的一篇《渴望得到尊重》的作文，她在作文中寫道：“頭發是我最重要的東西。不夸張地說，頭發就是我的一切，它勝過一切的人、物”。為什么我們強調生命最重要，而孩子卻認為“頭發勝過了一切的人、物”？孩子渴望得到尊重，無論是學校，還是家長，可能只需要一方滿足了李欣玥的渴望，悲劇就可能不會發生了？

“要命”的剪短發，學校教育需要反思，家庭教育同樣需要反思。我國著名教育家周弘說:“教育的本質就是讓孩子的心靈看到生命的光明，為孩子建立一個心靈的家園，然后再為孩子點一盞心靈的燈。”兩千年前的《學記》這樣說教育，“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但我們的現實，卻常常出現這樣的悖論，學生感嘆：“教師講的，不是我們想的；我們需要的，恰恰沒有人回答。”

反思李欣玥悲劇的發生，糾結于學校該不該出臺“統一發型”的校規，只會掀起新一輪的爭議。悲劇的源頭，恰恰在于背后的教育思維：

第一，我們教育的出發的基點究竟是什么？作為家長，我們常常為孩子“聽話”而高興，常常為孩子“成績好”而自豪，常常為自己的教育“成功”而慶幸；作為學校和教師，我們常常為“良好的精神風貌”而驕傲，常常為培養出幾個尖子生而沾沾自喜，常常為一個主觀的規定起效果而自以高明。但是，我們真正關心過孩子的心靈嗎？真正關心過學生的需要嗎?

第二，我們教育的道德標準應該是怎樣的？教育是有道德標準的，首先，教育必須包含善良的意圖或道德的目的，其次，教育必須包含有價值的內容或產生有益的影響，第三，教育必須采取合乎道德的方式或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方式。剪短發的校規之所以釀出人命，問題就出在方式上面，如果在制定校規的時候，能夠吸納學生參與制定校規，也許校規不會出臺；如果在執行的過程中，不是強制，而是春風化雨的引導，悲劇或許不會發生……

第三，我們的生命教育該怎樣啟蒙？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批判舊教育時說，由于對生命尊嚴的漠視，中國的傳統教育變成了“吃人的教育”，它不僅“教學生自己吃自己”，而且“教學生吃別人”。生命教育的啟蒙，不是告訴學生生命是怎樣孕育和誕生的，而是對個體生命尊嚴的承認和尊重。長期以來，我們的教育對生命教育的啟蒙是重視不夠的，注重的是嚴格的內向性道德要求，個體生命存在的獨立性被消解了，進而抹殺了個體生命尊嚴的存在。

李欣玥的跳樓，是個體生命之痛，是家庭教育之痛，是學校教育之痛。面對悲劇，我們該做怎樣的教育反思，能否讓我們真正從了解學生心靈開始，從個體生命尊嚴的重建出發，實現從生命尊嚴的個體關懷、平等訴求到價值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