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該為小豪的死亡擔責？

去年，北京關閉了一大批打工子弟學校，有三萬多的學生面臨失學的困境。當時一位家長躺在地上大喊：我們也為北京做了貢獻，為啥我的娃就不能受到教育？現在我們無法知道這三萬多的學生都流向何方，但這被關上大門的學校會是他們永久的痛。前幾天央視曾跟蹤采訪云南的學生上學，他們清早五點就要走路去上學。他們最大的今年剛上五年級，最小是上二年，每天要走兩個半小時的山路上學，中午帶著干糧在學校吃，下午放學還要走兩個半小時的山路回家。當問到他們苦不苦的時候，那些孩子笑著說還行。記者沒有追問下去，只是在平靜的述說著這些孩子的苦與樂。

是誰關閉了村里的學校，讓這些孩子不得不去十幾里外的鄉里上學？國家在2009年就開始反思撤點并校政策的缺失，并著令整改。既然國家已經明確規定保留必要的學校，為什么長沙的有關部門還要撤掉村里的學校，把這些學生送到十幾里外的鄉里讀書。政策的解讀到地方居然變異成強制執行，這里我們要問責的不能只是一個學校，還要追查究竟該有哪個部門為一個生命擔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