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萬獎金背后的體制之困

教練汪成榮的兩名運動員在殘奧會上獲得3金1銀。2011年中殘聯獎汪成榮149.91萬元。得知消息后，汪成榮所在單位、青海體工一大隊多次要求汪把獎金上交組織，汪不同意。而后，單位給予汪成榮停職處理。

獎金是獎給教練員，還是獎給體工大隊，其實并不復雜。首先，汪成榮訓練運動員并參加殘奧會，且所訓練運動員也并非青海體工一大隊所選拔；其次，獎金性質也相當清楚，即對當年殘奧會比賽有成績的教練個人獎勵，中殘聯將資金打到汪個人賬戶上，并非偶然。

并不復雜的權屬問題，卻引發集體與個體的糾紛，看似可笑，卻飽含著深層次問題。事實上，教練與運動員之間、運動隊與運動員之間就獎金的糾紛，在體壇早已是公開的秘密。這些問題的產生，乍一看是內部缺少清晰的利益分配制度和監管機制，出了成績前大家都是“君子”，出了成績后卻都成了“小人”。

問題是，利益分配制度好建立，但內部利益關系卻難調節。首先，體育出成績并非只是運動員、教練員共有的功勞，終究是體育資源配置的最終結果。運動員訓練與成長相關的物質、智力等方面的“投資”，都是集體“投入”。而教練員帶隊伍的成績及個人成長，靠的也是“集體”支撐。

其次，在體育商業化、市場化，甚至職業化的大趨勢下，成績蘊含的利益被顯現出來，與成績相關的獎勵、比賽獎金、贊助，甚至廣告代言，使得運動員作用顯性化，從而出現了運動員、教練、運動隊梯級的格局。利益分配與投入倒掛的矛盾，使得獎金糾紛、大牌現象、選材賄賂等亂象得以產生。

百萬獎金背后其實是體制之困。青海體工一大隊一直強調汪成榮是體工一大隊的人，殘奧會獲得好成績，就好比自己的品牌貼到別人的產品上，賣了好價錢那樣，資源還是自己提供的。盡管有強詞奪理之嫌，卻不乏追溯“集體資產”收益的初衷。

體育商業化、市場化和職業化是擋不住的趨勢，這必然要求體育資源逐步從國有一家獨大的框架內走出來，推動基礎設施、訓練培訓的市場化，用市場化無形之手來調節資源配置與利益分配的格局。惟其如此，此類“所獎”與“所屬”之間的糾紛，才能不治自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