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訴訟不應變成“馬拉松”

李女士原本是簡單的右腳崴傷，但經過積水潭醫院和首都醫科大學附署北京中醫醫院的治療后，導致神經不可逆損傷，整個膝關節以下都失去了知覺。昨天記者獲悉，北京市一中院判決中醫醫院賠償李女士3.8萬余元，積水潭醫院賠償11.4萬余元。（1月15日《京華時報》）

經當地司法鑒定機構進行醫療鑒定，結論顯示，接診醫院存在明顯醫療差錯，令李女士出現了傷殘。法院據此，做出了這一判決。但細讀完新聞，我的一個感嘆是，這起醫療訴訟真像一場“馬拉松”，實在是耗費了當事人太多的時間。

新聞說，09年元旦，王女士因腳崴傷并骨折到醫院急診骨科開始治療。到4月9日，經手術治療后，李女士被確診為神經損傷。難以接受這一結果的她開始進行司法訴訟，起訴兩家醫院索賠24萬余元。截止至今，一場原本并不復雜的醫療事故，走了超過2年半的時間，患者終于才拿回了一個他們希望看到的司法裁決。從時間成本來看，這條維權路走得實在太艱辛。盡管，遲來的公平雖然也是公平，但含金量卻已為之大打折扣。

時下，很多身陷醫療糾紛的患者會抱怨，走司法訴訟太不現實，維權成本實在太高。這種成本除了經濟成本，更多體現在時間成本上。不客氣的說，多年來，醫療訴訟進程緩慢是一種常態，動不動就一拖數年。漫長的訴訟過程中，難免會令患方當事人身心疲憊，影響正常的工作及生活，甚至有可能進一步激化醫患矛盾。去年，書法家王寶洺舉刀砍向了北京同仁醫院耳鼻喉科主任徐文。事后，其妻龔女士就向媒體坦言，砍人肯定不該，但拖了三年的醫療官司，一度讓王寶洺“看不見希望”，從一個“好好先生”，變成了殘疾，陷入抑郁。這雖然是一個極端案例。但事實上，如果很多人因此對醫療訴訟望而生畏，有可能會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從而影響到人們對司法公正的信心與熱情。

隨著人們對醫療服務的要求越來越高，但醫療的特點之一卻是高風險，大大小小的醫療糾紛及沖突很難避免。解決這些沖突及矛盾，協調正常而健康的醫療關系，醫療訴訟可能才是最值得依賴與信任的主要途徑之一。但如果醫療訴訟總是變成這樣的“馬拉松”，如何承載公眾的這種期望？

為什么越來越多的“醫鬧”與“私了”出現，維權的人總希望借助于非法律途徑（找醫鬧找記者找政府）來解決問題，而不是走醫療訴訟的渠道？從這樣馬拉松式的醫療訴訟案件中可窺見一斑。相反，在很多發達國家，一旦出現了難以協調的醫療糾紛,找律師是第一選擇，人們很少去選擇醫鬧或者私了，醫生執業往往是人身安全有保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