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農民工”改稱謂不如完善保障機制

20日，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在一次座談會上說，農民工這個稱呼是對進城務工人員一個很大的歧視，是對農民一種極大的不公，呼吁取消這個稱呼。他說，農民當了工人還稱其為農民工，工人就是工人，怎么是農民工人？過去我們都是農民，從農村到城市，當了工人就是工人。戶籍制度改革，應該跟上了。取消農民工這個稱呼，我們河南要帶頭。（12月21日《大河報》）

近年來，關于取消“農民工”稱謂的呼吁不絕于耳。早在2007年的全國兩會，廣東省作協副主席呂雷提交了取消“農民工”統一稱“工人”的建議。2008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王填認為“農民工”這一稱呼不合時宜，應該取消。今年兩會期間，四川省多名代表建議取消“農民工”稱呼。人大代表和政府官員的建議，反映了對農民工群體的重視和關注，取消“農民工”稱呼，改變身份歧視，也彰顯了對農民工的人文關懷。

農民工作為我國特有的城鄉二元體制的產物，其社會地位和待遇普遍低下，尤其是勞動權益保障方面的缺失，農民工群體儼然成了社會的主要弱勢群體。每逢歲末年關，有關“農民工討薪”的新聞層出不窮，正是由于社會保障機制的不健全，廣大農民工討薪無門，各地紛紛上演“裸體討薪”、“自殺討薪”等討薪鬧劇。付出勞動獲得報酬，本應天經地義，可一旦發生在農民工身上，就變得遙遙無期了。設想一下，農民工拿到工資都如此艱辛，其他的待遇及保障就更談不上了，比如就醫、子女就讀、社保等關乎民生的問題。

在此背景下，簡單地取消“農民工”稱呼顯然治標不治本，這就好比一些地方政府嫌某些地名不雅，改了地名，配套設施及管理卻一成不變，地方無疑還是那個地方，改個名與地方發展毫無關聯。因此，取消“農民工”稱呼原本無關緊要，關鍵還是要從完善保障機制入手，徹底提高農民工的工資待遇，讓他們同城市居民一樣，享有同等的社會保障和人格尊嚴，只有以這些作為前提，取消“農民工”稱呼才有意義。

農民工往往干最臟最累的活，卻拿著最低限度的工資，這從一個側面映射出社會公平的嚴重失衡。“農民工”作為一個稱呼，取消還是更改，對于廣大農民工來說，本身并無任何意義。如果不從完善社會保障機制入手，“農民工”不論改成什么都只是一種形式，而無法讓他們享受到真正的實惠。說到底，對農民工待遇及地位的提升，完善相應的保障機制，不僅是實實在在的民生工程，也是回歸社會公平公正的重要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