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紅包”當從建立發現機制開始

日前，廣東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黃先耀赴基層調研時強調，元旦春節將至，各級領導干部要帶頭公開承諾抵制“紅包禮金”，確保過一個廉潔節儉的“兩節”。對領導干部違規收送“紅包”、授意他人或單位贈送“紅包”的，一經發現一律先予免職，再根據有關規定嚴肅處理。(12月20日《廣州日報》)

近些年來，每逢元旦、春節等重大節日，從中央到地方都出臺不少規定，對領導干部收受“紅包”做出禁止性規定，有些地方還明確收受“紅包”一律免職的“高壓線”，應當說起到了一定的約束作用。但從社會輿論反映的情況看，“紅包”問題并未就此絕跡，反而更加隱蔽。因為“紅包”問題中箭落馬的官員，也鮮有報道。

領導干部收受“紅包”本質上就是受賄的變種，其危害不言而喻，在此不再贅述。現在有一個要害問題值得深思：為什么面對“高壓線”的重拳出擊，“紅包”問題依然反而不敗，斬而不絕？筆者認為，關鍵現在缺的不是教育、不是懲處，而是缺乏發現領導收受“紅包”的渠道和途徑。換言之，還沒有建立起事先防范的有效機制。由于收受“紅包”行為都是秘密進行，還蓋上了厚厚一層節日“人情”的面紗，紀檢監察機關很難發現這些行為，一旦東窗事發，往往也只能是“亡羊補牢”。

因此，要切實剎住收受“紅包”這股歪風邪氣，就必須將監督的關口前移，建立起發現“送紅包”、“收紅包”行為的機制。這種機制不能僅靠領導干部的自覺行為，必須多管齊下，充分利用每一種能夠發現和曝光收受“紅包”的途徑。比如，加快財政制度改革，強化審計監督，從資金上斷絕“紅包”的財源，使公款送“紅包”者無錢可送；認真清理各種資金來源渠道，杜絕設立賬外賬，堅決取消“小金庫”，讓“紅包”開支無法列支；發揮各種媒體的作用，重視人民群眾舉報，使“紅包”難以藏身，等等。廣大的老百姓不僅是廣泛的“信息源”，更是“紅包”的直接受害者，他們內心深處最有杜絕“紅包”的毅力與決心，我們所要建立和完善的制度就是要把監管的主動權交給這樣的人，讓無數雙銳利的眼睛盯住領導干部的口袋。唯此，才能將事后監管變為事前介入，最大程度地遏制“紅包”腐敗行為的發生。

從長遠措施和治本之策看，僅有發現“紅包”的機制還遠遠不夠。一方面要增加辦事的公開性和透明度，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使人們“無需送”；另一方面，要加大對送“紅包”行為的懲處力度，不讓他們從中撈到任何好處，得到的只有“錢財兩空”、“錢官兩空”的結局，使他們“不敢送”。相信一旦沒了“送紅包”者，“收紅包”就難有市場，離絕跡也就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