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小悅悅事件，道德喚起之后是公民培育

10月18日，廣東省政法委、社工委等十多個部門開展“譴責見死不救行為，倡導見義勇為精神”大討論。在各種論調中，有人建議通過立法懲罰“見死不救”，也有人對此持謹慎態度。應該說，對于小悅悅事件的討論與反思能夠得到如此多的關注，無論觀點如何，本身就表明了整個社會對于道德問題的重視。

而就目前來看，輿論的主要兩個指向分別對公民個體道德的喚醒和對社會大環境本身導向作用作了反思。具體言之，對個體的反思主要集中在對18個路人的譴責以及對自身道德覺悟的喚醒；對社會大環境的反思則主要指，整個社會缺乏一個基本的司法公正、社會救濟體系，從而將人性擠壓向負面的觀點。

客觀來說，這兩種基本的反思路徑肯定都有其深刻的合理性，但同時也存有一些可供討論之處。苛責社會，這顯然非常容易，既容易叫好，同時又保全了自己，何樂而不為？而指責個體，或者割裂自己與18個路人的同構性，卻也容易忽略事發現場的復雜性。例如，視頻傳播開來以后，已經有其中的路人表示當時盡管看見一個物體被碾軋，但是確實不知道是什么狀況，所以很淡定；另外，也有一名帶著孩子的婦女訴說自己當時看到以后就被嚇壞了，處于驚恐失措狀態。

這樣的陳詞是否真實，恐怕真的只能取決于每一個個人是否愿意相信。但是，無論你信還是不信，面對當時的狀況，產生不知所措的現象也是極有可能存在的。因為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時下的社會狀況正在高度復雜化，人們在面臨危機時的考慮也更趨復雜化，這不能簡單地歸結到道德缺失上來，而確實是要對很多問題進行細化處理。

同樣被熱議的老外跳進西湖救人一事，是否要急著在中美民眾之間劃分一條道德優劣的界限也是可商榷的，因為存在的一個基本事實是：整個中國的民眾，無論貧窮富有，地位高低，都普遍缺乏一種最基本的在危急時刻實施救助的知識與能力。相反，在美國，從家庭教育到學校教育，再到社區教育，如何應對危急時刻的自我救助、救助他人的技能都成為最基本的學習內容。

更值一提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既實現了對公民能力的訓練，更使得公民意識得到了培育。而回到中國的問題，我們絕對可以譴責路人，盡管會有誤傷，但這些路人中必定有為數不少的真正冷漠的人。不過，如果反思僅僅停留于此，那么小悅悅事件給中國社會帶來的震撼和真正的改變依然是膚淺至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