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完善的體制和法律為登山活動保駕護航

國慶期間在四姑娘山登山失去的6名驢友及當地背負、向導，在12日終于被救“出山”了，人們懸著的心也終于放下了。然而，就在6名旅游“驚魂未定”之時，他們又不得不面對自己的冒險行為，帶給社會和相關管理部門不便而道歉。13日，四川登協正式向驢友提出索要3萬元補償的要求。而驢友也稱將接受處罰。

在鳳凰網的一項以“你認為應該讓旅游家屬支付救援費用嗎？的網絡調查中，有超過一半的網友投了贊成票。央視評論員在接受連線時也稱，應該罰，而且應該罰到他們心痛。可見，社會上不論是草根民眾，還是主流媒體，都對此種行為相當反感。因驢友自己本身的錯誤，浪費了如此巨大的民間和社會資源，受罰也是合乎常理的事。

然而，在這次的處罰中，關鍵的法理依據似乎站不住腳跟。在規范登山活動時，我國還只能結合2003年的《國內登山管理辦法》和1991年的《外國人來華登山管理辦法》來進行相關規范和處罰。而這里面并沒有對徒步穿越違規進行細致的處罰規定，所以，讓驢友承擔巨額罰款和搜救費用，在現在還是缺乏法律的規定的。而在社會各層面的反應來說，處罰驢友又變得是順乎民意之舉。由此看來，對于驢友的處罰似乎只能是基于道德上的懲戒，卻缺乏相適應的法理基礎，而道德就缺乏強制性這一特性。

并且，在此次處罰中，四川登協是否具有資質去向驢友進行處罰？這還是有待商榷的。眾所周知，四川登協只是維護登山活動正常、有序進行的組織，在登協組建之時，其并沒有被設定擁有對驢友進行處罰的功能。難不成，就因為其參與了救援，就擁有向被救援的驢友處罰的資格，況且，此次參與救援的更多的是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而若是像四川登協如此的邏輯，那以后公安民警在解救被綁架的人質之時受了傷，又是否也能向其家屬索要醫藥費呢？

這顯然是說不通的。而在這次處罰中，我們更應該認識到我們國家在立法上的漏洞和體制上管理上的缺位。事實是，要想依法治國前提必須是有法可依，要想懲戒錯誤必須要一個法理健全的管理機構。而現實中，我們還要做的還有很多。

正如央視評論員楊禹所說：“任何資源可能都有價值，但唯獨生命是沒有價值的。是無法用一個金錢來進行衡量的，在這種情況之下，不遺余力是政府救援的一個本份。”在此次事件中，也正是相關部門及時、充分的利用各種社會資源，驢友才能夠脫離險境。但作為驢友來說，不能夠總是抱著這樣的僥幸心理。畢竟，任何資源都是有限的，任何的突發性的因素，都有可能讓諸如此次的冒險行為的驢友失去生命。

登山活動在我國還是剛剛興起，與登山活動相關的許多方面，也都還是處在嘗試或空白的狀態。而日益頻發的登山事件，也正在警示我們，相關法律和體制的完善，迫在眉睫。

作者：肖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