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業內人士透露，設置比例限制，是基于駕校的培訓能力和車管所的考試能力考慮，同時，一些城市駕校培訓收費在全國相對較低，吸引外地學員報名，收費較高的地方對培訓資源分流有意見。這種理由顯然是站不住腳的。一方面，防止駕校“蘿卜多了不洗泥”，需要從改進管理方式入手，而不能以犧牲外地人學車的權利為代價。另一方面，駕校應屬于完全競爭行業，自由競爭，優勝劣汰，豈能以行政手段予以地方保護？實際上，學車“限外令”除了增加社會成本，浪費公共資源，加劇階層對立外，百害無一利。

今年兩會期間，溫家寶總理在和網友交流時指出，“要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讓那些長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并具備一定條件的農民工融入城市。”學車“限外令”作為戶籍改革的逆潮，必須引起有關部門的反思和糾正。唯有剝離捆綁于戶籍之上的一切特權，才能徹底打破戶籍束縛，實現城鄉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維系最大限度的社會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