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留美學生社團組織分析

《科學》發刊以后，感覺僅此一雜志不能實現其“提倡科學、鼓吹實業，審定名詞、傳播知識”的宗旨，1915年10月25日改組為中國科學社，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學術會社。宗旨為“聯絡同志，共圖中國科學之發達”。入社條件為“科學研究”，辦事機關分為董事會、分股委員會、期刊編輯部、書籍譯著部、經理部和圖書部。董事會為最高權力機關，由社員大會直接選舉，其他各部門是為實現其目標而成立的辦事機構，部長也由社員選舉產生。從組織原則看是民主的，從組織結構看基本具備了一個科學學會的形式。中國科學社成立后發展很快，其事業也進行得比較順利，影響波及“海內外”，歐洲的英國、法國，亞洲的日本和國內相繼有人成為社員。

留美學界生命力最長的學術性社團是1918年成立的中國工程學會，今天在臺灣仍然延續。1917年12月25日，20多位留美工程學生聚會紐約，商討“團結人才、組織新的工程團體的重要性”。次年3月中國工程學會宣告成立，其主要成員為中國科學社骨干，宗旨是聯合工程界人士，發展中國工程事業，提出了“科學救國”的口號。8月在康乃爾大學與中國科學社舉行聯合年會，并開始出版《會務報告》，1919年仍與中國科學社舉行聯合年會，開始出版《會報》（注：中國工程學會的大概情況，參閱茅以升：《中國工程師學會簡史》，《文史資料選輯》第100輯，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

中國船學會由麻省理工學院學生徐祖善等創建，宗旨為“提倡船學及振興造船事業于中國”，“喚起國人注意海軍為保國御侮之方法”，“譯著書籍、審定名詞、交換知識、研究學理”，長遠目標是“迎頭趕上”英國船學會，除審定發表過船學名詞外，聲音稀薄，不知終了（注：《船學會緣起》，《科學》第2卷第3期（1916年3月）。）。

哈佛和麻省理工兩校學生在1915年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失敗后，以為“救國之途不一，而莫重于國防”。乃發起成立國防會，出刊《國防報》季刊，“議論務穩健，記載務翔實，尤注意于輸入列強國防之良法利器。”其最終之目標是將國防會轉移回國，以擴大影響（注：《留美學生季報》（1916年夏季第二號），第201-210頁。）。《國防報》大多以飛機、潛水艇等為內容。該年冬天，哈佛和麻省理工的同學招待康乃爾大學同學，胡適在會上針對國防會講話：“愛國自然是大家應該的，提倡國防也是應該的，卻是單靠五分鐘熱度，在外國嚷嚷，于事無濟。還是趕快把書讀好，回國去作一點實際的工作，才是正理。”國防會諸君聽了大為光火。不到一年，國防會就不開會了，《國防報》也隨之銷聲匿跡（注：胡光＠②著：《波逐六十年》，載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62輯，第167-169頁。）。

從1910年的中國學會留美支會到1918年的中國工程學會，留美學界學術社團的創建逐步走向成熟，由最初的“空中閣樓”般設計到腳踏實地的工作，其宗旨都是為了將先進的科學和知識傳播于落后的祖國，與其說他們受到美國社會影響，不如說是面對祖國落后的社會現實而作出的深思熟慮的決策與實踐，是他們回國后尋求發展的長遠打算，是美國社會與中國社會聯姻的產兒。

留美學界的團體組織生活非常活躍，基本上也是健康活潑、積極向上的，有著友情與團結的氛圍，充滿民主的競爭意識，更有愛國心與發展學術的充分體現。當然生活是千姿百態的，有光明，也有黑暗，留美學界的社團生活也有其不盡如人意之處。1919年9月從紐約來的同學向吳宓講述紐約留學生情形，“若輩各有秘密之兄弟會，平日出入游談，只與同會之人，互為伴侶。至異會之人，則為毫不相識”。他們基本不學習，以競爭職位和縱情游樂為職業。這種兄弟會甚多，如Flip-Flap（簡稱F.F.）、鴨黨（起于清華）、誠社(Sincerity)、仁友社（起于清華）等等；此外還有教育學會、東社等，“其范圍及宗旨，皆非如其會名所包括者。多系少數好事逐名逐利之人，運用營私而已”。他們競爭職位，“必皆以本黨之人充任，不惜出死力以相爭，卑鄙殘毒，名曰'Play Politics'（玩政治——筆者）”（注：《吳宓日記》(1917-1924)，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60頁。）。胡適也說“留美之廣東學生每每成一黨，不與他處人來往，最是惡習”（注：《胡適留學日記》（1914年9月25日）。）。李濟、吳宓等成立審查委員會于1920-1921年間審查哈佛中國學生會成員羅景崇利用職權貪污腐化之事是明顯的例子（注：《吳宓日記》(1917-1924)，第205-209頁。）。

四、留美學界社團活躍緣由

留美學生之所以如此熱衷于組織社團生活，當時他們有自己的述說：“美國學堂及美國社會之最有影響于我國留學生者，是美國人之團結力及美國學生之團結力。即以哈佛大學一校而論，……文學有會，運動有會，出報有會，專門有會，演戲有會，宗教有會，以至同省及舊同學等皆有會。有會故有事業，有事業故學堂有精神，學生有生氣。有精神有生氣，故五六千人對學堂有愛校之心，對同學有同學之誼。此愛校之心及同學之誼，真美國學堂之特色，非吾國學堂之學生所能臆想者也。”（注：朱庭祺：《美國留學界》。）可后來的回憶卻不這樣認為，1923年留美的梁實秋回憶說，“中國人走到哪里都有強烈的團體精神，實在是形勢使然”，“一部分是由于生活習慣的關系，一部分是因為和有優越感的白種人攀交，通常不是容易的事，也不是愉快的事”（注：梁實秋：《秋室雜憶》，（臺北）傳記文學叢刊，第55頁。轉引自王奇生：《中國留學生的歷史軌跡》，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頁。）。兩種說法相去何止萬里，完全是相反的兩極，一個是由于美國精神的影響，是美國人的“團結力”培養了中國學生的團結力；一個是美國人對中國人之歧視，中國人為了生存而自動團結，是美國人迫使中國學生產生團結力，而且中國本身就具有這種傳統；一個是主動的接受，一個是被動的反抗。

其實這看似矛盾的兩種說法都有其道理，前者關注的主要方向是學術性知識社團和學生會組織，這自然是美國社會影響力的結果；后者關注的重點是具有傳統特色的互助組織，自然是中國傳統的顯現。仔細分析，當時留美學界社團活躍的主要原因還有以下幾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