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應出現的媒體審判

在證據不清的情況下，原告、被告本應勢均力敵，爭取各自的權益。但在該案中，輿論幾乎一邊倒地偏向許云鶴一方。王潛認為，不應出現的媒體審判，過早地主導了輿論。

2011年8月16日，一則名為《天津車主攙扶違章爬馬路護欄摔倒的老太反被訛10萬》的帖子迅速傳遍各大論壇，引起了網友的普遍關注和廣泛討論。

很快，多家媒體對此事進行了報道，但在報道初期，很多媒體都只采訪了許云鶴一方，并沒有王秀芝老太太一方的回應，并擬題為《助人為樂反被訛詐》、《訛詐成“善舉”絆腳石》、《天津再現“彭宇案”》等。

在證據不清且法庭尚未作出審判時，媒體就一邊倒地認可了許云鶴的說法，并把“許云鶴案”稱之為“天津版彭宇案”。“這無疑是助長了偏聽偏信，使很多人先入為主地相信許云鶴的一面之詞，這是不利于該案的公平的。”王潛說。

除了媒體在引導輿論，涉案雙方也迅速通過微博與網友展開互動，爭取輿論支持。目前，以“天津許云鶴”之名開通的微博已經獲得了數萬網友的關注，并且已有百余名網友發表評論，表示支持并同情許云鶴的“遭遇”，甚至很多人為許云鶴“鳴冤”，稱社會公德已不再。

相較而言，王秀芝老太太的女兒王莉萍所開通的微博在人氣上處于劣勢，關注人數千余人，評論留言者不乏言辭激烈者，對王秀芝老太太多有人身攻擊和謾罵。

事情的發展迅速超越了法律范疇，一場關于社會公德的大討論迅速在各大媒體展開，而討論主題多為“該不該救人？”“救人怎樣避免反被訛詐？”“社會公德和助人為樂精神遭遇傷害”……

“這些主題無疑是默認了許云鶴的說法——助人為樂反被訛詐，并以此為基礎延伸出的討論和評價，再次加劇了輿論的偏向性。”王潛認為。

長期研究“媒體審判”的中國傳媒大學教授王立華正在準備一篇關于“許云鶴案”輿論環境分析的論文，他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介紹說， “(輿論傷害當事人的情況)出現的頻率非常高，‘許云鶴案’亦是如此，輿論已經給王秀芝老太太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并且攻擊和謾罵也對她造成了傷害。”

“為反對和防止‘媒體審判’，維護司法獨立和公正，在國際新聞界和法律界是有相關共識的。”王立華介紹說，早在1948年，聯合國《國際新聞自由公約草案·第三公約》就把“妨礙法庭審判之公正進行”的新聞列為禁載。1994年，世界刑法學會第十五屆代表大會《關于刑事訴訟中人權問題的決議》第十五條規定：公眾傳媒對法庭審判的報道，必須避免產生預先定罪或者形成情感性審判的效果。如果預期可能出現這種影響，可以限制或禁止無線電臺和電視臺播送審判情況。

“但實際上，‘媒體審判’被終止或被扭轉的現象非常少，因為媒體非常多，且上級機關不同，難以形成統一的控制力，另外，‘新聞自由’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對媒體強行控制容易造成不良反應，防止‘媒體審判’的關鍵還是要依靠媒體的自律。”王立華表示。

8月22日，該案二審開庭，法官詢問了雙方當事人事實情況后宣布休庭，將擇日開庭，由雙方提交證據并當庭質證。目前，所有的關注者都在等待“新的判決結果”。王潛認為：“推翻一審判決，認定王秀芝老太太敗訴的可能性非常大。”但他一再強調，“敗訴是因為王秀芝老太太證據不足，這并不等同于‘還許云鶴一個清白’，更不等同于‘許云鶴助人為樂反被訛詐’說法的成立。”

媒體審判媒體因為具有很大的傳播影響力，其對案件的預測性報道可能造成消極影響。媒體通過營造輿論環境影響法官的獨立判案；媒體的不實、不公正報道在法院判決之前和判決之外，直接給案件當事人造成不良的社會評價，或者傷害他們的隱私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

第七十五條行人橫過機動車道，應當從行人過街設施通過；沒有行人過街設施的，應當從人行橫道通過；沒有人行橫道的，應當觀察來往車輛的情況，確認安全后直行通過，不得在車輛臨近時突然加速橫穿或者中途倒退、折返。

《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

第九十三條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對經過勘驗、檢查現場的交通事故應當在勘查現場之日起10日內制作交通事故認定書。對需要進行檢驗、鑒定的，應當在檢驗、鑒定結果確定之日起5日內制作交通事故認定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第一百三十二條 當事人對造成損害都沒有過錯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由當事人分擔民事責任。（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