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些政府部門和個別官員把上訪的群眾稱為“刁民”、“惡民”等。筆者敢問，如果社會不“變態”，百姓那敢“撒野”？其實，人民不是“刁民”，到底是官員“刁”還是人民“刁”，如果人民皆是“刁民”，那對應的官員八九不離十也成了“刁官”？自然，百姓賤罵還是官員欠罵？刁民謾罵還是刁官欠罵？答案一目了然。“糾結”呀！網民或百姓“罵聲”傳染易導致社會形成惡態。那被“罵”的某些政府部門和官員為何不捫心自問一下，網民或百姓到底在“罵”誰？為何要“罵”人？究竟又是哪些負面心態易被傳染？說到底，不是百姓想“罵”人，只是某些官員“欠罵”。老百姓“罵官”不是洪水猛獸，并非“刁民”當道，網民或百姓“罵官”大多是善良的提醒和行為的監督。

顧名思義，“刁民”不是屬于官府和官人的人。人民并非“刁民”，“刁民”并非“惡民”，是人民中的“聰明人”，是合理運用現有法律法規爭取和保護自身利益的人。“刁民”是同某些官員相對應的，是官員對一些難對付的百姓的統一稱呼。可以說，“刁民”就是刁難某些部門和官員的，在官員看來屬于那種很難對付的一類百姓。然而，“刁民”不同于孤注一擲的“暴民”。

應該說，對“刁民”下定義是沒必要的，因首創這個詞本來就是以混淆和胡攪為目的的。比如，在城管的逆向思維里，占道經營者不應該是“刁民”；在信訪的逆向思維里，上訪訴求者不應該是“刁民”；在官員的逆向思維里，群眾監督者不應該是“刁民”；在政府的逆向思維里，拆遷釘子戶不應該是“刁民”……那么，在非常人眼里，“孫志剛現象”屬于典型的不肯屈服的“刁民事件”，否則就不會在收容站里被活活打死。但也正因為有了孫志剛這個所謂的“刁民”，才使得中國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廢除。總之，“刁民”的稱呼是官方和官員賜予的，“刁民”的貶義也是官員賦予的。自古以來，官員不僅不喜歡“刁民”，最痛恨的也是“刁民”。因為，“刁民”多了，工作難做，官也難當。

顯然，“刁民”是貪官庸吏的克星，是政府和官員不作為、亂作為的眼中釘。同時，“刁民”能讓政府和官員行事更為慎重，這便是“刁民”的社會價值之一。有利于維系官民之間的“生態平衡”和“價值平衡”，這是符合相生相克的生物學原理的，這還是一對辯證的唯物論體。反之亦然，當“刁民”被充分尊重時，“刁民”自然也就成了真正的“良民”；若官員都拿“刁民”當“人民”或“主人”，官員心中也就沒有“刁民”這個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