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6月中旬起，北京市大興、朝陽、海淀近30所打工子弟學校相繼收到關停通知，涉及近3萬名學生，很多家長無奈只好將孩子送回老家。長期關注打工子弟學校發展的公益律師田坤說，當前北京還有100多所不符合辦學標準的打工子弟學校。對待這些學校，不同區縣采取了不同的監管政策，但陸續關停、分流學生是一致的政策方向。

有年春晚演過一個講打工子弟學校的小品，結局很溫馨；然而，打工子弟學校的現實處境，卻異常殘酷。辦學者認為自己是做好事善事，卻總遭四處驅逐，不僅得不到任何財政支持，反而動輒就被一紙通知予以關停。關停的借口是現成的：在違法建筑內非法辦學，存在重大安全隱患。

如今，城市教育部門處理打工子弟學校使用的詞是“關停”，關閉并停止。這樣的詞語沒有一丁點溫情成分，好像它們是社會上一些陰暗不堪的角落，對城市發展未曾有過絲毫貢獻。一個疑惑是，對待打工子弟學校，有必要像對待瘟疫一樣，今天下關停通知，明天學校即成瓦礫嗎？打工子弟學校不拿政府一分錢補貼，卻同樣在干著培養人才的事，關停取締怎么就成了“一致的政策方向”？

除鄭州等完全取消教育戶籍門檻的少數城市外，大多數城市的公立學校都不給他們解決問題，所以打工子弟學校才大面積應運而生。城市管理者理當對這些打工子弟學校代為分擔教育責任心存感激才是。若要取締此類學校，至少也應先給這些孩子們安排一個去處。不能將學校關了就算完事，對學生此后何處就讀卻撒手不管。

在權利平等與流動自由的意義上，只要“教育均衡”的政府承諾尚難很好兌現時，那么外來工子女在城市就讀不僅無可指責，而且必須得到政策的支持。即使打工子弟學校在辦學硬件上不達標，教育部門也應更多予以幫助支持，為打工子弟學校爭取必要的經費；更重要的是，評價一所學校有無存在的資格和必要，應該側重傾聽學生和家長的心聲，讓每個打工子弟都能在城市里找到義務教育的課桌。

除非政府承諾公立學校對打工子弟平等敞開大門，否則就不應粗暴地取締打工子弟學校，將打工子弟不負責任地趕回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