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水滸傳》總編劇溫豪杰在接受采訪時說，“過去我不敢承認美化潘金蓮，今天我是第一次說，我不排斥美化，但有一點是必須強調的，我們絕不是要給潘金蓮翻案，她做錯了事就應該受到懲罰。”“我覺得潘金蓮很像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新京報》8月9日）

盡管編劇一再強調“我們絕不是要給潘金蓮翻案”，但是，“她很勤勞，做得一手好針線，燒得一手好菜，還用了不少細節來表現潘金蓮的堅貞不屈”的做法，在公眾看來，與翻案有區別嗎？或許，我們不能忘記長期以來對潘金蓮形象有意無意的誤讀或過度闡釋。眾所周知，在封建意識形態掌控之下，潘金蓮故事巨大的闡釋空間被壓抑和束縛，人們的解讀仍局限在封建的倫理道德觀之上，潘金蓮形象朝著程式化的方向滋長。直到20世紀，潘金蓮才從一個舞臺、民間話語中的符號化的人物中走出，以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有愛的“人”走向人間。

那么，何以不少人如此關注潘金蓮在新版《水滸傳》中的形象？

就筆者的理解，無論電視劇如何處理所謂“天下第一淫婦”潘金蓮的形象，都是在時代特征和特定目的的基礎之上進行的。所以，潘金蓮的形象，都只是一個“被消費者”——準備被編劇及大眾“消費”。而在當下這個消費時代，潘金蓮以何種形象出現在《水滸》中，僅與如今公眾的需要和文化記憶有關，市場總會根據觀眾需要，對其進行適當修正。公眾需要什么樣的“潘金蓮”，電視劇就會制造一個恰如其分的形象，正如這次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潘金蓮像包法利夫人”。

潘金蓮是個“淫婦”，還是一個為情愛熬煎著的普通女性？在基本情節不變的情況下，由于審視這一對象的主體態度不同，結論也會有很大差別。在“潘金蓮像包法利夫人”的視線中，同樣得到了印證。從普通人性和潘金蓮的立場上看，她對武松是愛，雖然有些出格，不符合人們的要求；從世俗觀念和大大小小的企圖占有她而不能的張大戶之類的立場上看，她不安分守己，是個不守婦道的下流女子。在“好女不嫁二夫”的文化氛圍里，改嫁都是大逆不道，更何況是不嫁而私通？而愛在這種情況下變得并不重要了。

而“潘金蓮像包法利夫人”從一定程度上說，恐怕也并非一種真正的藝術處理，僅是一種充滿了娛樂味道的解讀。有一點應明確，消費文化對于我國傳統文化記憶的篡改和利用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隱藏其后的“各取所需”式的娛樂解構，值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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