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媒體監督作為問責依據，把百姓呼聲作為問責條件，把群眾滿意作為問責要求，意在堵住干部不作為、亂作為的后門，增加干部履職盡責的動力。

《北京市行政問責辦法》在公開征求意見后正式頒布，10月1日起施行。它和此前頒布的《黨政領導干部行政問責規定》一道，成為約束北京各級干部行為、促其忠實履職的緊箍咒，有助于重塑和改善各級行政人員的公信力和公眾形象。

我們欣慰地看到，在這部地方性問責辦法中，對民意有了較為直接的回應。比如，增加“媒體監督”這一問責啟動的重要渠道，保留“百姓投訴、檢舉、控告”這一問責啟動的重要途徑，新增“責令道歉”的問責方式以回應公眾期待。

在行政問責中增加民意的權重，甚至直接以悖逆民意為啟動問責制度的依據，以贏得民心為直接問責方式的歸依，這確是問責制度的一大亮點，是制度理念和制度設計的一大進步，是對“民意不可違”“民心不可忤”等執政理念的具象化、制度化。北京這一步走得切中時弊。

在以往一些地方的行政實踐中，面對引發集體關注的公共事件、重大事故等，一些干部往往無動于衷不予理睬，不僅傷了民心，也使干部公信力下降。這與權力的傲慢與霸氣有關，亦與問責制度的缺失有關。

近年來，盡管一些地方也在回應熱點事件，但一些官員的缺乏媒體素質、不適應新媒體環境及被動、尷尬、遲鈍、不知所云的狀態，引來網友譏諷哂笑。這些情況表明，干部的信任危機亟待破除。而直接對民意民聲進行制度性回應，則是建立官民良性互動、重塑干部形象的重要保障。

在行政實踐中，從中央到地方都曾強調，“把群眾呼聲作為第一信號，把群眾需要作為第一選擇，把群眾滿意作為第一標準”。但這只是洞開前門以引導，指明的是努力方向，是一種牽引力。只有同時堵住后門以懲戒，指出各種雷池、紅線，才能增加干部履職盡責的動力。

在這個意義上，北京把媒體監督作為問責依據、把百姓呼聲作為問責條件、把群眾滿意作為問責要求，意在堵住干部不作為、亂作為的后門，增加干部履職盡責的動力，亦是促使干部“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必要制度設計。

在各種問責制度中，如果能更多增加民意權重，促使干部不敢不重民意、得民心，進而高效、及時地啟動問責制度，那么，一些地方群眾上訪多發、群體性事件增多、干群矛盾尖銳等問題，或能得到明顯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