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待改造民宅深夜上萬毒蝎子來襲，居民驚恐萬分。這一情況持續兩日，并有居民被咬傷。開發商表示“這種行為太卑劣”，而且自己與居民一樣，“都是受害者”。

居民被人家中放蝎子，受害無疑。被放蝎子的有上百家，都沒有跟開發商簽訂補償協議，因為價格很不合理。有目擊者表示，放蝎子的人是 “從開發商在附近設立的拆遷辦公室走過來”。

開發商為何也是受害者呢？據稱，因為與居民談判取得了突破，完全沒有必要做這種激化矛盾的事情。開發商還指示了破案的方向，表示可能有三：其他開發商攪局搶項目、居民為高賠償自導自演、報私仇。

官方當然要兼聽，但主要還應看證據，可是據說出事地帶沒有安裝監控，暫時無法確定誰放了蝎子。這樣，案子就難辦了。

我們當然不能說深圳待改造民宅的毒蝎子來襲，就是開發商所為；也不能說那些毒蝎子就絕對不是居民自導自演。具體的事情，說話必須有十足的根據。但人們很容易發現，居民與開發商發生糾紛，不明身份的人朝居民使出明手暗招，是經常會發生的。作為個案，我們不能說毒蝎子是誰放的，但作為現象，這類事情總是使居民震恐而開發商獲益。不明身份的人到底是誰，你要問與居民發生糾紛的那些人，答案一定是“不知道”，而且多半也會告訴你，他們也在找，他們也受了害。

這些同類事件，似乎是說，在這個社會，如果你是強者那就真是神幫鬼助，如果你是弱者那就連“不明身份的人”都要給你顏色。 “路見不平有人踩”，在今天已經成了“路見弱者有人欺”。 “不明身份的人”拔刀相助，但出手的方向已經逆轉。

不過，也有一些案子被偵破了，一些“不明身份的人”被拿獲了，結果幾乎無例外地表明，所謂“不明身份的人”，原本是被強人們雇傭的流氓或打手，而且將雇傭而來的流氓或打手包裝成“不明身份”，也正是強人威懾力的體現。

又有報道說，事發地區的拆遷，補償低于周邊數倍，拆遷無許可證，開發商已使用過斷水斷電手段，居民多次投訴政府部門無果。開發商稱，地塊在1998年就購買，并給政府補了地價（價錢屬于商業機密），居民的房子無房產證，屬于違建，按評估公司的認定，補償“已屬優待”。居民不解擁有土地使用證，政府為何賣了他們的房子，而且10多年都未予告知。政府部門承認是歷史遺留問題，證實了居民對土地買賣不知情以及開發商無拆遷許可。

這些情況，表明一塊土地，經由政府而產生了多個 “合法擁有者”，原有居民合法使用的土地，被政府出售給開發商，而且不須經過原居民。這就可以理解為何居民多次投訴開發商強拆而未果。地塊的“一女兩嫁”之所以可能，是政府與開發商各求其利；而居民之所以被蒙在鼓里，則是因為居民的權利弱勢已到了別人不屑一顧的地步。

開發商只為利益，但政府之所以如此，未必全是“賣錢”這一個考慮。應當相信，發展也是政府行為的重要動機。效率與公平之間，當立法、執法和行政都視公平為并不重要的時候，強者對弱者的通吃就順利起來。而從基尼系數示警，到包括強拆糾紛、討薪血案、維權抗爭、籍貫對峙在內的社會沖突頻發，顯示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不可回避。

深圳拆遷中的毒蝎子從何而來？表面來說，是拆遷補償談判問題、政府賣地規范問題、社會沖突中的危險控制問題，但深層地說，這是在一個發展的公平性仍未確立的社會中，強者與弱者無所不在的收益和權利不對等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