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業正再次成為關注焦點。先是中小企業云集的制造業重鎮廣東東莞接連出現的幾起玩具企業惡性倒閉事件，然后是全國工商聯對17個省、市中小企業的調研摸底顯示，“當前中小企業生存非常艱難，困難程度甚至超過了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初期”。尤值得玩味的是，東莞副市長對“東莞面臨第二次企業倒閉潮”傳言的回應卻是，“企業并沒有大面積倒閉”。

就對上述幾條消息，受眾的反應往往是憤怒。除了對官員的憤怒，間或也會有對中小企業的同情。畢竟，“中小企業”相對國有大中型企業，總有弱勢和溫情的特征，容易讓人陡生憐愛。但這未必是全部真相。特別要警惕的是，因為市場經濟天然具有叢林特質，優勝劣汰應被正視。如果輿論對中小企業的偏愛被有意無意地引導，乃至變形為呼吁政府保護或政策傾斜，則可能雖曰愛之，實尤害之。

首先，中小企業這一群體本身就存在高淘汰率的特征。經驗顯示，新成立的中小企業在五年內倒閉的比例大致在80%左右。這其中，導致這些企業失敗的因素大多來自企業本身而不是外部，諸如管理、設計、流程、營銷、融資等，任何一個環節出了紕漏，都可能導致企業的整體性失敗。

同時，這些中小企業所參與的行業，往往競爭激烈，這進一步加劇了中小企業失敗的概率。由此而言，多數中小企業長不大、做不強是正常現象。特別地，這也或許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社會輿論一直熱議的所謂中小企業面臨“國進民退”蠶食的問題，根本是偽問題。畢竟，多數大型國有企業并不在中小企業所扎堆的行業，不易找到“民營中小企業所失，即國有企業所得”的直接證據。以此次倒閉的幾家玩具企業為例，這一行業國有企業即鮮有涉足，并不支持是國進民退產生“擠出效應”，進而導致這些中小企業“突然死亡”的猜測。

其次，產業轉型遲緩、結構調整滯后是導致部分中小企業在近期紛紛倒閉的根本原因。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部分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也包含東莞的大批玩具廠商）一度出現過倒閉風潮。隨后，相關市場似乎一度有所企穩，訂單量有所上升。當時，筆者曾撰文指出，這是在訂單總量出現一定收縮，而廠商數量出現快速下降后，出現的“回光返照”現象，并不意味著市場形勢已經出現根本好轉，反而是，中小企業原有的模式已經無法適應新形勢的需要。

這就好比一個行業過去有十個人找飯吃，現在五個人因為吃不飽不干了，剩下五個人吃六七個人的飯，當然會有段美好的光景，但行業的黃金期已經過去，企業勢必要想辦法熬過漫長的蕭條期。

如今，隨著歐美經濟持續低迷，外需持續收縮，重又到了考驗這部分中小企業如何應變的時節。客觀地看，國內宏觀層面結構調整的要求已經轉化為中觀層面的行業轉型壓力，并實實在在地分解為關乎企業微觀個體生死的選擇。這兩次折騰的實質，都是有關企業在為過去對低毛利率、高產銷規模的過度依賴而支付代價。

第三，資金緊縮是導致有關中小企業倒閉的直接原因。今年以來，銀行信貸規模明顯收縮。從央行公布的《2011年上半年金融統計數據報告》看，上半年新增信貸共計4.17萬億元，同比少增4497億元。在這一大環境下，伴隨監管風險資本要求的提升，銀行會本能地根據政策導向，收縮高風險、高成本的中小企業貸款。這直接導致部分對銀行信貸依賴性很強的中小企業資金鏈斷裂。這一情況完全有別于2008年的情形，僅局部支持了所謂“環境比2008年更差”的說法。其實，并非環境更差，而是環境已然發生了很大改變，中小企業的改變卻十分有限，自然覺得分外難熬。

唯今之計，對于我國的中小企業群體而言，持續抱怨、高聲呼救并非靠譜選項。人不自棄，天不棄之。筆者以為，兩條路徑或有助于中小企業走出當前困境：一是積極推動轉型，轉型不僅包含轉行一途，還可包括在設計、技術、品牌等環節形成核心競爭力；二是適度轉向內需，通過適應國內市場的交易模式，規避外需疲軟和匯率波動等風險。三百六十行，行行有狀元，大而全之外，小而精、小而美、小而特、小而富，同樣可以做到很好很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