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晚上，達芬奇家居的官方網站上掛出了“道歉信”，聲稱“誠懇地向消費者表達我們的歉意”，但文章做得很“巧妙”，其稱：近日有關媒體就達芬奇銷售的部分國際品牌家具提出了質疑，“主要集中在某些產品產地標注問題、質量問題以及不規范宣傳問題”，本公司虛心接受政府部門、媒體與社會公眾的監督，“我們將依照相關法律法規承擔責任，絕不推卸”。

奧妙在于，什么問題達芬奇都沒有承認，只說產地標注、質量問題是媒體的“質疑”。一不承認有問題，二不談賠償、退貨，難怪大家不答應。在廣州某達芬奇門店，已經有消費者開著豪車堵門。

從三聚氰胺奶粉，到染色饅頭，再到達芬奇家具，消費者無論消費能力強弱，都屢屢受騙受害，該怎么辦？無非兩條，一是政府加強監管，這些年工商、質檢、藥監等部門，正在逐步完善監管工作，但效果遠未讓人滿意。另一方面，就是消費者自力救濟，比如，通過媒體曝光維權；由消費者組成的非政府組織自下而上形成壓力，表達訴求；以及通過法律訴訟維權。

若要真正啟動民間的自發維權，對無良商人“森嚴壁壘，眾志成城”，有兩個重要前提，一是懲罰性賠償；二是集團訴訟制度。

首先，要調動消費者維權積極性，震懾不法商人，提高違法成本，高額懲罰性賠償制度是必需的。按普通法理，賠償即是對有形、可度量損失的補償，但案件標的可能就是一包奶粉。正常的索賠根本打不痛大企業，所以才有了懲罰性賠償機制，賦予個體消費者提出“天價”索賠的權利。依美國相關判例，如果商家對產品質量缺陷“惡意”隱瞞——長期隱瞞，明知缺陷而不改正，就會招致天價賠償。

我國《侵權責任法》吸收了英美法的經驗，首次規定了懲罰性賠償。該法第47條規定：明知產品存在缺陷仍然生產、銷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雖然，目前法律還只限定在致人傷亡等嚴重情況，像達芬奇這樣的，還不適用。但如果司法機關敢為天下先，選擇合適案件做出“天價”賠償判決，對那些長期惡意隱瞞產品缺陷、罔顧消費者安全的商家，課以重金賠償，就可激活這個制度。

坦率說，無論《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退一賠一”，還是《食品安全法》里的“損一賠十”，都不足以打痛無良商家。“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該是司法機關下決心用猛藥的時候，祭出懲罰性賠償的“大殺器”懲罰無良商家。

其二，是集體訴訟制度。個體消費者難與無良大企業對抗，訴訟費用也不經濟，那么，就需要抱成團依法維權。

通常意義上，“集體訴訟制度”是弱勢群體維權的成熟手段，將紛爭納入法治渠道，避免對社會造成傷害。如1966年，美國修訂《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23條，放寬了“集體訴訟”的門檻。之后，針對環境污染、證券詐騙、產品質量的大量集體訴訟出現，為草根民眾提供了一條可行的維權通道。因此集體訴訟被譽為“有史以來社會功用最大的救濟方式”。

我國目前雖然沒有“集體訴訟”制度，但有與此相近的“代表人訴訟”。從司法實踐看，針對產品質量問題的集體訴訟，還篳路藍縷。但證券案件的集體訴訟已方興未艾，最高法也發布司法解釋予以規范支持，注冊會計師、證券公司的相關人員也感受到了壓力。震懾效力是很明顯的。

一旦食品安全、產品質量出現問題，輿論大棒總是指向政府部門監管不力，盡管在有些領域，監管不力確為導致惡果的原因，但監管成本太高同樣是真相。俗語云，小偷總比警察多。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那么就需要降低消費者的維權門檻，放進“活水”來與無良商人博弈。要讓消費者的維權更有力量、更有組織，避免造成其他社會危害，正需適時放開懲罰性賠償和集體訴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