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湖南長沙警方撤銷對劉華的行政處罰決定，并向法院申請撤回上訴。

去年，長沙網友劉華發表《任志強來了，我失業了!》等系列博文，反映自己及其他拆遷戶的拆遷情況。長沙天心區公安分局以劉華誹謗任志強為由，將其拘留10天。劉華向當地法院狀告拘留違法，近日，法院一審判決其勝訴。警方上訴，改口稱劉華誹謗當地兩位領導。

刑法規定，侮辱、誹謗罪一般情況下是自訴案件，受害人告訴的才處理。劉華罵任志強，任志強沒急，很不屑地表示：“報紙誹謗我都沒理睬，一個爛人的文章看都沒看過，更不會去告了”；長沙警方倒急了，硬要出頭替任志強打抱不平。輸了官司后，又替當地領導急，硬給劉華安一個“誹謗領導”的帽子。

憲法規定：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刑罰是國家對犯罪人實施刑事制裁的強制權力，因此，以“誹謗罪”打壓公民的批評權和監督權，就是以國家的名義打壓公民的這一基本權利，性質和影響都極其惡劣。有鑒于此，公安部2009年下發的《關于嚴格依法辦理侮辱誹謗案件的通知》指出，如果將群眾的批評、牢騷以及一些偏激言論視作侮辱、誹謗，使用刑罰或治安處罰的方式解決，不僅于法無據，而且可能激化矛盾。最高人民檢察院去年10月也強調，要準確把握誹謗罪與非罪的界限，不能把對個別領導干部的批評、指責乃至過激言語當作誹謗犯罪來辦。

從山東曹縣帖案到河南靈寶王帥帖案，從內蒙古吳保全案到寧夏跨省追捕王鵬案，再到今天的劉華案，這些引起國人強烈關注的所謂“誹謗案”，最后無一例外被證明是錯案。這些案件的實質，都是一些地方官員動用公權打擊報復批評者。這類案子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除了一些領導干部法治觀念淡薄、心胸不夠寬廣外，他們作為真正的幕后操縱人，沒有受到應有的責任追究，這是重要原因。個別官員拿警方當自己的家丁和打手，“修理”那些敢于唱對臺戲的“刁民”，企圖殺一儆百；出了問題后，警方成了替罪羊，自己卻不用受處分。有的“誹謗案”，警方未必就不懂法，有關領導不懂法或不把法放在眼里才是關鍵。就拿王鵬案來說，警方表示，抓王鵬是幾個領導“協調”后定下來的；但王鵬案被糾正后，卻不見哪個領導被查處。

溫家寶總理去年曾說過，要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今年4月他在與國務院參事座談時再次提出，要創造條件讓人們講真話。筆者以為，其中最基本的一個條件是，要保障老百姓不會因言獲罪。只要不是惡意捏造事實，就不應受追究。如果一個地方政府不是創造條件讓群眾講話，而是“創造條件”、動不動就以“誹謗”的罪名壓制言論自由，打壓公民批評，那么，這個地方就會人人自危，群眾批評、監督政府也只能是一句空話。更進一步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個政府聽不見群眾的批評聲，絕不是一件好事；恰恰相反，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說得好：“為什么領導可以發脾氣，群眾不能發脾氣呢？為什么領導可以罵娘，群眾不能罵娘……我們作為一個公眾人物，應該正確地對待各種不同的意見，甚至是罵我們的意見，這是一個執政者應有的胸懷和氣度。”讓群眾罵兩句，天不會塌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