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經貿大學適度勞動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近年來北京平均每10名死亡者中就有1人屬“過勞死”，這個沉重的話題再次引起公眾的關注。

　　所謂“過勞死”就是過度勞累工作導致死亡，是指在非生理的勞動過程中，勞動者的正常工作規律和生活規律遭到破壞，體內疲勞蓄積并向過勞狀態轉移，使血壓升高、動脈硬化加劇，進而出現致命的狀態。“過勞死”并非臨床醫學病名，而是屬于社會醫學范疇。在現代職場中，“過勞”幾乎成為一種常態，加班已經成為一種潛規則。中華英才網對17280名來自廣告、媒體、IT、金融、設計等行業的職場人士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職場人士抱怨，自己因為工作強度過高導致睡眠時間和質量沒有保證。

　　頻頻發生的“過勞死”事件考驗著《勞動法》。在一些企業，勞動時間不是由法律而是由老板決定的，《勞動法》保護不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保護不了勞動者的休息權，甚至連最起碼的8小時工作制都保證不了。

　　在雇傭制度發達的美國、日本以及一些歐洲國家，對“過勞死”問題的處理一般都是采取事前防范與事后救濟相結合的方式。比如，美國公司為給員工減壓制定彈性工作制度；歐盟及各成員國制定了《健康與安全工作法》等法規，要求公司向員工提供健康及心理支持；日本立法明確規定：如果疲勞過度以及疲勞過度導致自殺被認定為勞動災害（相當于我國的工傷），可以提起勞災保險申請，從而能夠得到療養補償、損害補償、遺屬補償等等。

　　現實中，一些用人單位肆無忌憚地讓勞動者加班，就是因為加班的利潤高而由此付出的代價小，即便按照《勞動合同法》給付加班費，企業的收益也遠遠大于付出的成本；更關鍵的是，很少有企業在“過勞死”案件中被判令賠償。

　　“過勞死”現象嚴重侵犯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暴露了現行法律法規的缺陷、政府職能部門的執法不力和法律救濟機制的缺失等諸多問題。筆者認為，應當著重從三個方面解決“過勞”問題。

　　首先，要強化勞動監察問責制，對行政不作為或者執法監察不力的勞動監察部門要堅決進行問責，追究有關勞動監察部門的責任。一些勞動執法監察疲軟和不到位，甚至遷就、縱容企業違法過度加班，是誘發企業過度加班的重要因素。建議凡是出現企業違法加班導致職工“過勞死”，應追究相關勞動監察部門的監管責任。

　　其次，勞動監察部門要加大對違法違規加班企業的查處力度，向社會公開違法違規加班企業的“黑名單”。《勞動法》明確規定，每月加班時間不能超過36小時，超過就是違法。《勞動保障監察條例》規定：“用人單位違反勞動保障法律、法規或者規章延長勞動者工作時間的，由勞動保障行政部門給予警告，責令限期改正，并可以按照受侵害的勞動者每人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標準計算，處以罰款。”勞監部門應將過勞現象作為侵害職工合法權益事件進行處理，一旦發現令勞動者過度加班的現象，就應依法追究用人單位責任。并且，將經常過度加班的黑心企業列入“黑名單”向社會公布，讓黑心企業身敗名裂。

　　此外，要進一步完善現行法律法規對勞動者休息權的保障和對“過勞”的法律救濟。按照目前我國的法律規定，“過勞”很難被認定為工傷。根據我國《職業病防治法》第二條的規定，職業病是指用人單位的勞動者在職業活動中，因接觸粉塵、放射性物質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質等因素引起的疾病。職業病須符合兩個因素：一是在從事職業活動前勞動者本身是健康的；二是由于接觸職業性有害因素引發某種疾病。由于我國目前在立法上僅對加班薪酬進行了規范，而對超負荷勞動引起的“過勞”卻未作明確規定。建議從立法上為“過勞”正名，修改現行《職業病防治法》，將“過勞”納入職業病目錄，定為受法律保障的職業病，使患病職工享受工傷待遇，進而加重用人單位的法律責任，真正將勞動者休息權的法律保護落到實處。

　　解決“過勞”問題，靠的是完善的立法、有力的執法和剛性的問責。讓違法違規企業付出昂貴的代價，讓執法不力的勞動監察部門付出應有的代價，同時從立法對“過勞”進行防范，職工的休息權利和健康才能得到保障。

　　（作者系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司法》副總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