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紀委、監察部、組織部、財政部、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和審計署六部委共同簽發《關于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市直機關規范津補貼檢查的通報》，要求全國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部署檢查市直機關津補貼發放情況。（6月26日《濟南日報》）

長期以來，公務員“低工資、多補貼、泛福利”現象備受質疑。有學者曾粗略統計，各地擅自發放的津貼補貼名目達300多項。補貼的多發濫發，加劇了社會對公務員群體的“另眼”相看和隔閡心理，也在政府機關內部形成“油水單位”和“清水衙門”的兩極分化，挫傷了公務員的工作積極性。

基于此，2006年7月，我國開始公務員陽光工資改革，計劃在三年內實現地區差控制在合理范圍，同級政府不同部門之間的津貼補貼水平大體相當的目標。然而，如今5年過去了，差距依然巨大。根據規定，同一級別的公務員，其月工資平均值差距不能超過2000元。但事實卻是，寧夏處級官員的月工資只有3200元，在江蘇等地卻有1萬元之多。更為嚴峻的是，至今一些省市的政府部門仍未進行津貼補貼規范改革，而已經改革的部門通過各種手段彌補改革減少的收入。

這種現狀正是中紀委等六部委進行全國檢查的原因。而從執行情況來看，檢查的確起到了發現和解決問題的預期作用。武漢市在近期清退2007年至2009年多發的津貼補貼，規模達到數千萬。不過，指望這樣的檢查“敲山震虎”，顯然不足以扼住機關部門伸向津補貼的貪婪之手。且不說中央抽查存在“掛一漏萬”的概率，即使被查出違規一退了之，其風險成本接近于零。因此，規范公務員津補貼，還需要依賴制度架構，從“開正門、堵后門”雙管齊下，遏制權力自肥。

開正門，就是把陽光工資納入法制軌道，強化對津補貼的制度監管。陽光工資改革的目標落空，很大程度上在于公務員法對公務員工資福利過于籠統，僅憑相關部門的紅頭文件“單兵突進”，規范程度和效力等級較低，很容易被地方政府以種種理由所突破。而從國際經驗看，作為世界上最早建立公務員制度的國家之一，德國職業公務員的工資由《聯邦公務員工資法》統一規定，利用福利津貼來調整公務員地區或職級的工資差異，以求達到公平的目標；美國法律也明文規定，公務員收入不得高于社會平均工資水平。去年底有媒體報道，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正在組織研究擬訂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方案，將在方案出臺后積極開展相應立法工作。期待我國公務員工資法的早日出臺，以更具權威性和強制性的法律制度終結津補貼濫發亂象。

堵后門，就是嚴格控制預算外收入，對違規發放津補貼者嚴厲問責。當下由于財政制度尚不完善，很多有收入的部門同時還掌握著對收入的分配權，可以利用其占用的公共資源來充實部門利益。檢查情況也印證了這一點：地稅、衛生、房管等有征收權和罰沒權的部門違規發放津貼補貼最為多見。預算外收入、小金庫的存在，不僅為津補貼發放提供了來源，還直接導致“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部門利益個人化”，誘發權力尋租和腐敗行為。因此，必須約束行政事業性收費，實行“收支兩條線”，從源頭為違規津補貼“斷糧”。同時，對于違規者，根據《公務員》法第101條“違反國家規定，更改公務員工資、福利、保險待遇標準”，對責任人“批評教育、處分，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從而真正為陽光工資通上“高壓電”，使其不敢逾越雷池。

當然，無論是開正門，還是堵后門，都離不開群眾參與和監督。解決政府機關公務員的收入和福利待遇問題，需要通過網絡等形式公開征求社會意見；六部委開展聯合檢查，也應敞開渠道接受群眾舉報，并將檢查情況及時向社會反饋。唯有形成制度和民意的合力，實現政府和公眾的互動，才能從根本上規范公務員收入分配秩序，消除寄居在津補貼上的集體性自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