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里也有事關成敗的關鍵性問題，比如會否出現有法不依的現象。對此，美國的做法是，法律中明確極其嚴苛的罰責，如偽造檢查合格標識將被處以最高1萬美元的罰金，或者最高兩年的監禁。如考慮通貨膨脹等因素，100年前的1萬美元，至少相當于今天的200萬美元。而在我們的身邊，像蓋章收費，執法經濟這樣的詞眼，早就深深刺痛著從眼球至腦海的每一個神經細胞。更令人失望的是，一些所謂的處理，也僅僅是隔靴搔癢。

美國的許多改革并非源自個別圣人的先知先覺，同樣是“迫”于嚴峻形勢之下的不得已而為之。除了食品監管問題，100多年前的美國，在預算改革、會計改革、藥品等問題上，亦與我們今天面對的困惑有著高度類似，這意味著，雖然當前我們面臨著許多困難，但我們具有后發改革優勢，因為只要我們樹立改革信心，完全可以踩著別人改革經驗的肩膀，以更低的成本，收獲更大的改革成果。

雖然中美兩國面臨的現實有著太多的不同，但如果仔細追尋這些改革的足跡，我們或許可以以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學習方法，去其糟粕，吸其精髓，為我所用。其實也沒必要把眼光局限于美國，許多發達國家的成功改革經驗，都應為我們所用，比如歐洲的零風險食品管理經驗、日本的食品安全管理辦法等。換句話講，只要我們確實抱著做學生的虔誠態度，發達國家的許多經歷特別是成功改革，都可能成為我們改革奮進的優秀教材。這或是本書良苦用心和真正啟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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