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當兩院院士的事近來又為人們熱議。其實，與此同時許多院士成為官員的事同樣值得關注。

對于這些現象，究竟應當如何看待，大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和不少人一樣，認為大量官員院士和院士官員的存在，并不正常。因為，做學問畢竟是需要坐冷板凳的，假如有太多的院士為過多的黨政事務分心，恐怕作為院士群體今后是難以作出很多新學問和大學問來的。而假如大多數院士官員一心撲在科研上，恐怕他在那個官位上也很難稱職，難免誤事。假如有人把這兩樣都做好了，除非他是超人，不用多久他的身體怕也會撐不住的。

造成院士中官員人數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兩種，一種是學而優則仕的結果，也就是說這些成為官員的人原來是有學術成就的。這里又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這些年來，各級黨政機構重視科技人才的使用，一些學養較高的科技人才被選拔到領導崗位上，成為官員。二是一些在科研學術領域取得了一定成果的專家學者經受不住各種誘惑，熱衷于往領導崗位擠，從而進入了官場。有學問的人當官的多了，本來不是什么壞事，總比不學無術的人占著官位要好。問題是這些有學問的人當官他首先必須得有黨政事務管理能力，而事實上并不是所有會做學問的人都會當官。即使有些做學問的人會當官，還得權衡這個人才究竟是當科學家還是當官對社會的貢獻更大，有些科技人才的作用是其他人難以替代的，而那個官職卻往往并非只有他才當得了。人才的錯位使用同樣也是人才的一大浪費，是必須盡量避免的。院士中官員多還有一種情況，即仕而優則學的結果，一個人當了官，或者他有一定的做學問的底子，或者雖然并沒有多少做學問的基礎，但他有可能通過權力的影響，組織一些人幫著他做學問，這就出現了一些官員依靠他人或某一群體的力量為他做學問，使他在學術上知名度不斷攀升，從而成為學界名流，并得以躋身院士遴選對象隊伍。

中國人官本位意識根深蒂固。一些知識分子不顧尊嚴、放下身段，謀取一官半職的現象屢有所聞。連一些有相當學術造詣的專家學者都難以免俗。改變中國傳統的官本位意識，恐怕非一時半日就能做到，而且人各有志，目前也很難要求所有的科技人才都不往仕途上擠。然而，假如連國家頂尖級的科學家都難耐寂寞，熱衷仕途，硬往官場鉆，終歸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一種悲哀。對于那些官癮太大的人，可以通過改革兩院制度，把他們禮請出兩院。為了解決導向上的偏差，有必要改變現有的機制，大幅度提高國寶級專家學者的待遇，讓他們不必再眼紅官職，沉下心來做學問，搞科研。至于那些已經身在官場（包括某些國企高管）的人想擠進兩院，似乎有必要對他們亮起紅燈，因為，一旦官場的那套東西大量充斥兩院這樣的學術機構，兩院的學術滑坡乃至學術腐敗將難以避免，災難性的后果將成為國家和民族難以承受之重。

院士是一個國家學術頂尖人才的身份證明。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王揚宗曾在論文中稱，“1955年，中國科學院籌備學部時，之所以稱學部委員而不是院士，就是因為考慮到院士的稱號是很神圣的，必須具有很高的學術水平，而我國科技水平還比較落后，學科發展參差不齊，如果為了需要在各個學科領域都搞出一批院士來，不僅難以服眾，在國際上影響也不好。”院士的稱號是神圣的，當一種神圣的稱號被濫用的時候，它的貶值是不可避免的。但愿院士不要成為通貨膨脹時的紙幣，讓國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