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因連續報道首都機場高速收費“貓膩”問題，央視記者薛晨遭公司副總經理馮雷“座談”威脅，不過高速公司和馮雷個人均否認言語威脅。一位工作人員更聲稱：“一個國有企業可能發生這種事情嗎？”（5月31日，《新京報》）

是的，看到這個新聞后，我也在想，堂堂國有企業可能發生約記者“座談”、威脅記者是事情嗎？但是，一想到那些“你是哪個單位的？”、“你（記者）要過來，小心你的小命”、“你是替黨說話，還是替人民說話”的“前車之鑒”，我更傾向相信記者被“座談”威脅是確有其事。

況且，央視新聞中心副制片人姬緣也證實，報道播出后，高速公司方面曾主動聯系記者過去采訪。而從被“座談”記者薛晨的微博記錄和其手中的錄音證據來看，先后敘述了去采訪時被“座談”前后遭遇的一些小細節，不像是在有意誣陷首都機場高速公司，更勿論說薛晨的微博發言是一種徹底的“自我炒作”了。

那么，首都高速公司“座談”威脅記者的膽量從何而來？原因再也簡單不過。

一方面，一些社會機構和企事業單位“天生”對記者的輿論監督報以排斥。畢竟，記者這個行業是一個以“揭人短”為使命的職業。尤其是在一些地方官員和企事業單位的眼中，記者就如“眼中釘、肉中刺”一般，恨不得對其“人人喊打”。可是，記者又是整個社會的良心，是人們利益的維護者，如果沒有記者，一起起“地溝油”、“鎘大米”、“瘦肉精”、“黑饅頭”、“毒黃瓜”可能并不為人所知，更不足了解事件背后的真相。具體到本新聞事件，首都高速公司之所以敢對記者“座談”威脅，還是緣于其骨子里對記者的偏見和敵視。

另一方面，記者進行采訪活動的人身安危缺乏權威而系統的法律保障。企事業單位“我的地盤我做主”的粗暴思維占據了法律上風。在去年新華社公布的一次我國高危險性職業排行中，記者排名第三。而令人尷尬的是，除了一些法規、條例、管理辦法外，目前我國尚沒有一部系統的、完整的、權威的《記者法》為記者采訪活動做后盾保障。如此現實語境下，干涉記者采訪活動、隨意謾罵、阻止、拘留記者采訪也就成為很多單位和個人無需擔責和冒險的“本能反應”了。

這些年，雖然開放輿論，坦誠接受新聞媒體的監督已經是整個社會的大勢所趨。但像首都高速公司這樣“座談”威脅記者的行為仍不在少數。必須意識到，記者代表公民行使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記者的正當輿論監督不容任何單位和個人的阻攔和破壞。必須對那些敢于“座談”威脅記者的單位和個人予以處理問責，如此才能營造更加和諧寬松的輿論監督氛圍，才能真正做到維護千千萬萬老百姓的切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