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華大學第四教學樓被冠名為“真維斯樓”一事引發坊間激烈爭議。教育評論家熊丙奇在5月25日的《東方早報》上撰文認為，此舉并不影響大學精神，反而有助于大學獨立。

國家教委在1997年曾下發通知，要求“校（園）內各類教室、各類建筑物不得以捐資者名字命名”，“如遇特殊情況，高等學校需報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中央部委的教育行政部門審批”。如果清華大學未經審批就自行命名，的確是突破官方限制的一次“自治”實踐。

然而，熊先生在文末也對捐贈程序提出了質疑。此次“真維斯事件”，無論適當與否，首先不符合“程序正義”。針對外來捐資，美國各大學都制訂了詳細的命名政策（Naming Policy）。學校的專門機構，如“命名委員會”或“發展建設處”，負責審核捐贈者提出的冠名申請。若經詳細審查后可行，每一個案都必須報校董會討論，最后由校董會或校長定奪是否批準。最終決策以適當形式向全校公布，不會像清華這樣暗箱操作，而后制造既成事實，讓師生們驚呼不已。

事發后，清華大學新聞中心表示，此舉遵循國內外大學的通行做法，并引八年前“裕元樓”之例。因臺灣裕元集團捐資，當年第六教學樓即以這家臺企命名。筆者曾就讀于香港科技大學和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就筆者所見，這兩所大學的校內設施大多冠以個人捐助者的姓名。而使用組織名稱也并不罕見，如香港科技大學的一項主體建筑就稱為“賽馬會大堂”。

可是，清華應當意識到，冠名所能吸收的資金畢竟有限。清華園樓盤眾多，但像第四教學樓這類建筑依然屈指可數。一旦允許某企業冠名，就不可能再給予其他捐助者。加拿大女王大學（Queen’s University）因而規定，冠名待遇應限于一定時期，過期可以再作他用。

由于清華校方未公布真維斯集團的捐助額，以及冠名的具體條款，我們很難判斷清華是否“賤賣”了第四教學樓的名號。無論“賤賣”與否，此次爭論的焦點并不在于商家冠名的合理性，而在于是否所有企業都適于冠名。假如生產避孕套的杜蕾斯公司通過巨額捐資，要求清華大學開設“杜蕾斯圖書館”，恐怕熊丙奇先生也覺得不妥吧？

向大學捐助一般不附帶非學術的價值取向，因此個人冠名較少引起爭議，如國內高校常見的“逸夫樓”。企業冠名如果與對應的院系結合，并且不帶明顯的商業氣味，往往也會得到師生和公眾認可。如清華新聞學院所在的“宏盟樓”，就以總部設在紐約的宏盟廣告傳播集團命名。然而，“真維斯”不僅是企業名稱，也是知名服裝品牌。無論校方和企業作何解釋，“真維斯樓”都容易讓人們聯想到真維斯專賣店。這一冠名行為，實質是以百年清華的聲譽，為一家跨國公司進行品牌宣傳。

任何個人或企業捐資，應當響應大學倡導的學術至上的價值觀，而非與其背離。女王大學規定，任何冠名如果隱含著該校對某商業產品的認可，就不能獲得批準。該校也不接受有損其公共形象，或引起公眾質疑的外部捐助。清華校方也許會辯稱，既然香港科技大學可以使用“賽馬會”這一冠名，為什么自己不能掛個“真維斯樓”的牌子？可要知道，前者雖是一家賭場，也是一家非營利組織，其利潤全部用于公益事業。作為國內頂尖學府，清華為何不能從善如流，學學女王大學的風骨呢？

再則，從梁思成到陳省身，有一批杰出的清華師生比真維斯更值得成為校內建筑名稱。高等教育機構對學術價值的張揚，應當優先于對商業價值的認可。眼下這點兒企業捐助自然是財源。可學術精神若在清華學子內心生根，以后他們成為大企業家，自然不忘回饋母校，那難道不是更大的財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