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人民日報報道，今年3月，貴陽市成立了“和諧貴陽促進會”，動員引導社會各界人士參與化解信訪疑難案件和社會突出矛盾。促進會成立兩個月以來，共吸引非公經濟人士、宗教界人士、民主黨派人士等124名會員，接受會員捐款5000余萬元，化解80余件信訪疑難案件和社會矛盾。貴陽市委統戰部負責人認為，和諧貴陽促進會以第三方力量介入，給社會矛盾的化解注入了新活力，開辟了新渠道。

在以黨委、政府為主導，以各級信訪部門為依托化解社會矛盾的傳統模式下，由于不少矛盾的產生和積累與某些公權機關不無關聯，由這些公權機關來負責解決矛盾，本身存在著一定的邏輯矛盾。同時，信訪部門一般不具有強制調處力和執行力，各種矛盾容易像皮球那樣被踢來踢去，日積月累發展成為更大的矛盾。現在貴陽方面引入非公經濟人士等第三方力量，他們的身份更中立，角色更超脫，對于化解社會矛盾，能夠起到一些不一樣的作用。

但是，像貴陽市這樣引入社會力量促和諧，也需要避免走入誤區。和諧貴陽促進會接受會員捐款5000多萬元，如此相對雄厚的資金，為解決一些老大難問題提供了物質支持。比如，貴陽黔峰食品廠為職工繳納社保費用面臨很大困難，退休職工醫療保險即將脫保，部分退休職工為此多次到省市上訪, 和諧貴陽促進會名譽會長、貴州宏立城集團董事長肖春紅出資330萬元，為該廠114名退休職工繳納10年期基本醫療保險費用，徹底化解了這一矛盾。

這種做法在一時一地能收立竿見影之效果，卻不具有普遍意義。對國有企業退休職工的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問題，政府需要加大公共財政投入，以國有股減持、土地出讓金等多方面收入充實醫保、社保賬戶，而不可寄希望于非公經濟企業出資，對國企職工醫保、社保進行“個案援助”。

近年來，一些地方采取“花錢買穩定”的策略，主要以經濟補償手段滿足群眾的維權訴求，以求減少信訪上訪，達到維穩的目的。這種策略容易走入兩個誤區，一是把群眾的訴求簡單等同于經濟利益訴求，忽視了維穩問題涉及的其他復雜因素；二是很容易產生示范效應，讓一些人覺得只要敢“鬧”，就能迫使政府花錢了事，于是往往“鬧”的人越來越多，政府花錢不但“買”不來期望中的穩定，反而可能使自己陷入更被動的境地。貴陽市用和諧貴陽促進會會員的捐款解決社會矛盾，盡管花的不是財政資金，實際上也是“花錢買穩定”，恐同樣難免于上述誤區。

此外，和諧貴陽促進會和市信訪局聯動，力求對有關案件“快速處理，一步到位”。這里突出的是宗教界人士、民主黨派人士等社會力量給群眾“做工作”的作用，希望借助他們的身份和角色，通過他們“做工作”，減少群眾對公權機關的不信任和抵觸情緒，降低群眾維權的期望值，引導群眾更平和、更“客觀”地認識和接受現實境遇。

嚴格說來，這與各地方特別是基層常見的“陪訪”、“控訪”之類工作并無實質區別，都是旨在給群眾維權“降溫”，防止維權“擴大化”。大量事實證明，地方政府的“陪訪”、“控訪”、“截訪”無助于從源頭上解決群眾的問題和社會矛盾，反而可能在刻意掩蓋和無限拖延中使矛盾日趨激化。

社會力量如果只是成為公權機關的輔助角色，或者出資為政府成立“維穩基金”，為政府“花錢買穩定”買單，或者幫助公權機關加大對群眾“做工作”的力度，強化“做工作”的效果，這與傳統的化解社會矛盾模式并無本質的不同。

歸根到底，引入社會力量參與化解社會矛盾，應按照實行社會多邊治理、完善社會治理結構的內在邏輯，將社會力量整合成理性、合法的權利主體，以社會權利監督、限制公權機關的權力，而不是反過來幫助公權機關限制群眾的訴求。社會力量要多針對公權機關“做工作”，而不是反過來給有正當訴求的群眾“做工作”。社會權利主體也不能簡單滿足于信訪案件和矛盾個案的具體解決，更應致力于推動各項改革，參與和擴大社會民主和基層自治，努力促成權利監督權力、各種權力之間相互制衡的良性政治生態，在更高遠層面為維護社會穩定、構建社會和諧創造制度性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