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長沙市社區環境整治工程爭議不斷。先是有媒體報道稱該工程是面子工程，后有長沙市原市委副書記朱尚同發表公開信，批評該市創建國家文明城市“勞民傷財”。對此，長沙市新聞中心解釋稱，改造工程并非面子工程，而是民生工程，反對者是極少數被取締的業主。采訪中朱尚同特別提到，“芙蓉區區長李蔚找到我，他希望我否認網上的公開信，說那不是我寫的。我直接拒絕了”。（新京報5月23日）

雖然事仍舊是那些事，朱尚同也早已卸甲歸田，但因其曾經的官位，這番生猛建言的影響力，顯然大大超出此前公眾乃至媒體的建言努力，以致迫使當地干部不得不私下登門做工作。是非對錯先不談，就朱尚同直陳官場積弊看，此舉在現實官場中頗為罕見，反倒是，現今針對官場的那些振聾發聵之言，往往要么源自像朱尚同這樣退下來的老同志，要么是退居“二線”的老干部。

去年底，89歲高齡的云南省政協原副主席楊維駿，因坐著政府專配用車，為12名失地農民代表開道，帶其到云南省政協反映問題，一時被輿論傳為美談。而那個敢于向現今教育問題“開火”的張保慶，其原來的身份是教育部前副部長。在全國“兩會”上，炮轟官場種種積弊的張維慶，今年已67歲高齡。還有一些老干部，則通過回憶錄等途徑，對官場問題予以深刻揭露。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公眾在感覺一股久違的批判之風的同時，卻又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現實，這些不在位的老同志，其之所以批判嚴厲，既因對官場一些負面現象無以容忍，更因為退休或退居“二線”后，擺脫了個人“進步”等問題的束縛，無官一身輕，所以豁得出去，可以放手一搏。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些人在官場中者，往往身不由已，處處謹小慎微，鮮見發表凌利的建言。即便有個別人確實長著那么幾根不愿臣服官場潛規則的“反骨”，其結果往往是自己搬石頭砸自己的腳，首先遭到官場的逆淘汰。另一方面，官場見風使舵，明哲保身的灰色哲學業已風行泛濫。最為典型的例子莫過于，曾自嘲為“闖入官場怪物”的湖南省臨湘市原副市長姜宗福，自2010年1月起，先后炮轟張藝謀的“印象”系列，接著又嚴厲痛斥高房價，在極大限度滿足公眾感受的同時，姜宗福很快便被毫無征兆地削去了官職，平調進了學院。

像朱尚同這樣的老干部積極發揚剩勇余熱，其情當然可嘉，但這種退下來后才能見到的仗義執言，折射的正是官場批評風氣式微的尷尬。實際上，官場能否孕育出良好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風氣，除了領導干部的普遍主觀意愿外，更在于體制外嚴厲監督力量的始終在場與發力。換言之，如果普通公眾能夠借助績效評價機制，對官場形成強有力的監督，類似朱尚同這樣的生猛言論，才可能成長為健康的監督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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