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國際家庭日”的到來，再次推動了垃圾分類活動。據悉，作為今年上海市政府實事項目，該市“百萬家庭低碳行、垃圾分類要先行”活動當天在楊浦區新江灣城啟動。而在此前，北京與杭州等城市的垃圾試點行動也曾陸續開展。

其實，垃圾是一種“放錯了地方的資源”，如能將其分類投放，可以極大地提高垃圾的回收利用率。但應當看到的是，垃圾管理并非狹隘的垃圾處理，而是涉及法律、產業政策、生產與消費者責任等的系統工程。雖然垃圾分類是公認的大勢所趨，但真正在我國落實，還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隨著我國城市的擴容，居民每日產生的垃圾量也在驚人地增長。據報道，上海市每3天生活垃圾可填滿一座足球場，每16天的垃圾產量可以堆出一座金茂大廈。而在北京，若將每天所需的垃圾運輸車頭尾相連，則能夠繞三環一周。在國際上，通常把2/3的資金用在垃圾的減量化、資源化等管理環節，只有1/3的資金用于垃圾處理上；而我國目前卻有90%以上的資金都用在收運和處理垃圾上。近年來，隨著城市擴容、居住區的延伸，垃圾焚燒廠、填埋場地點選擇的難度越來越大，而不分類的垃圾又影響了對其循環利用。一個典型的案例是，雖然我國已經掌握了較為先進的廢棄塑料回收處理技術，然而由于環衛部門分揀不徹底、居民垃圾混合投放等原因，再生處理企業所能得到的原料因雜質太多而無法利用。因此，有些再生資源處理企業不得不從國外進口已經分類和清潔的原料，也就產生了“洋垃圾”進口的怪現象。

恰因此，各大型城市期待通過試點活動的提振，加快推進垃圾分類工作。正所謂萬事開頭難，雖然公眾對于“誰污染、誰付費”的垃圾分類理念頗為贊同，但真正能得以實踐者寥寥。這不僅是因為百姓生活習慣的改變并非易事，而且垃圾分類的實施環境也不容樂觀。許多人在投擲垃圾時或許都有一個共同的困惑，每天面對籠統寫著“可回收”與“不可回收”字樣的垃圾桶往往會無所適從，不知道那些菜渣爛葉到底該算到哪一類。在許多城市街頭，垃圾箱都美觀地配有一個高聳的蓋子，這卻增加了路人對垃圾的投放難度。而一些國家的路邊垃圾箱不但容量大，而且多是無蓋鏤空的，適合匆匆路過之人隨手投遞，且具備了滲水功能。

可見，垃圾投放這樣一個利國利民的政策推進需要從細微處著手。從外部經驗看，日本對垃圾分類的執行堪為典例，而臺灣地區近年來“垃圾不落地”改革也頗具成效。總結而言，政策執行細致入微、環保理念深入人心、環保利益人人共享等是有效推行垃圾分類的必然之舉。

日本的垃圾分類工作堪為細致入微，連一個礦泉水瓶都分為瓶蓋、瓶身和瓶身上的塑料貼紙三部分分別投放。日本各個地方政府都對垃圾做了細化分類，最大分類有可燃物、不可燃物、資源類、粗大垃圾，在日本橫濱市，垃圾類別由原來的五類更細分為十類，并給每個市民發了長達27頁的手冊，其條款有518項之多。而在臺北市，甚至將食物殘余垃圾也分為“養豬廚余”和“堆肥廚余”兩類。可見，政府部門事無巨細的指導可以大大提高政策的可執行性，讓“零垃圾”目標的實現成為了可能。

當然，讓居民養成良好的垃圾分類習慣非一日之功。新政執行的初期，獎懲分明十分重要。臺北市規定，如果不使用專用垃圾袋，清潔隊可以拒收，偷扔垃圾者將面臨重罰，而舉報者則可以得到重獎。為了在坊間形成良好的環保氛圍，一些行政官員每天在收垃圾時都拿著分類好的垃圾從自家公寓跑到回收點，和普通民眾一起“扔垃圾”，這甚至成了臺北市的一道風景。而在日本，兒童從小就從家長和學校那里受到正確處理垃圾的教育。如果不按規定扔垃圾，就可能受到政府人員的說服和周圍輿論的壓力。此外，日本對生產廠商也提出了“延伸責任”，例如要求商品一出廠就要在包裝盒上注明其屬于哪類垃圾，牛奶盒上甚至還有這樣的提示：要洗凈、拆開、晾干、折疊以后再扔。

垃圾分類的執行，讓日本與臺灣地區民眾共同得享優質環境的福利。諸如，臺北市為回饋市民對環保所做的貢獻，在原來的垃圾掩埋場位置興建起溫泉游泳池，并以沼氣發電提供民眾使用，讓民眾切實感受到了垃圾變廢為寶的收益。

反觀中國大陸，城市垃圾處理量即將飽和的現狀呼喚垃圾分類盡早得到普及。其間每位公民、每家廠商，乃至政府部門都有義務貢獻出自己的應盡之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