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韓群鳳親手溺死了自己的雙胞胎兒子。她曾是某銀行大堂經理，為照顧因早產而腦癱的兩個兒子，不得不辭職在家，耗盡家財為兒治病。13年，這個家連房租都快負擔不起。可兩個兒子的大小便仍不能自理。2010年11月20日晚，她溺斃了雙子后服毒欲自盡。可兒子死了，自己卻被醫生救活。(《南方都市報》 5月16日)

這是一個悲情的故事，十三年前，兩個嬰兒的一聲啼哭不但沒能給這個家庭帶來絲絲歡愉，反而成了他們痛苦夢魘的開始；這也是一個讓人無奈甚至生恨的故事，兩個鮮活的生命，就在母親的“毒手”下與這個世界陰陽兩隔。或許，他們還沒有來得及喊一聲媽媽，還沒來得及叫一句可親可敬的爸爸，就不得不和這個世界說聲“再見”。

母親韓群鳳是可憐的。這么多年，兩個腦癱孩子帶給她的苦與痛，帶給她的傷與悲，或許只有她自己最清楚。孩子的每一聲啼哭、孩子的每一次蹣跚學步、以及每一次帶著孩子去尋醫問藥，這些，都應該是她心頭揮之不去的記憶。十三年來，默默地打理著這個“風雨飄零”的家，或許，她早已經累了。一次次地從希望之巔跌落至失望之谷，那撕心裂肺的疼痛、那粉身碎骨的創傷，豈是一個女子能擔待的。或許，同歸于盡，是韓群鳳絕望之后最無奈的選擇。

然而，虎毒不食子，韓群鳳在剝脫孩子生命的同時也喪失了一個母親最基本的人格品性，她更是可恨的。縱然，兩個孩子的出生給這個家庭帶來了無以言說的“災難”，給了他們無盡的“折磨”，但這并不能成為她剝脫孩子生的理由。孩子是無辜的，何況他們的病并不被他們自己所左右。

悲劇至此，韓群鳳當反思。但是，我們這個社會，就沒有責任了嗎？如果我們的社會保障體系再完善一點，我們的醫療制度覆蓋面再廣一點，我們的社會志愿工作再細致一點，或許，兩個腦癱兒童就不至于淪落至“溺死”的下場。悲劇的根源，更大程度的還在于我們這個社會選擇性失明，沒有給這個家庭及時有效的關懷，讓他們在不堪承受的生命之重面前選擇了“放棄”，這是整個社會的悲哀。

其實，我們大可以學習國外在處理此類事件的成熟經驗。在新加坡，早在1990年就實施了“大病計劃”，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完善，這項計劃惠及了該國絕大部分群眾，包括此類兒童。我國雖然在2009年兒童大病救助項目已經達到64個，但是起步晚、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導致一部分兒童享受不到這份“待遇”。在志愿服務方面，國外對這些兒童更是“關愛有加”。每周有專門的義工帶他們出去放風，有專門的組織對它們進行義務輔導，有專門的義務工作者對他們進行心理疏導，社會并沒有將他們拋棄，他們生活在一個和諧友愛的環境里，其樂融融。

而反觀我國在這些方面所做的努力，幾乎一片空白，或許這才是這位母親真正的可憐之處。曾有論者指出：“善行與義舉，是一個民族文明的根基、倫理的標尺，是一個國家健康的標志、有序的佐證。”，但愿我們能從此事件中吸取教訓 ，為整個社會構建一個愛的家園。也但愿，此類悲劇不要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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