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二院護士郭俊梅因不滿獎金分配，向深圳市政府信訪辦投訴，醫院外請醫師假扮工會領導與其談話，并將談話內容寫入病歷，將其診斷為偏執性精神病并調崗。郭俊梅起訴維權后勝訴。但法院判診斷醫師無責，法官希望郭俊梅不要得理不饒人。（5月10日《京華時報》）

“被精神病”的例子不可謂不多：湖北十堰的彭寶泉與鄧復華因拍攝上訪場面送進精神病院；河南漯河農民徐林東因幫助鄰居跟鎮政府打官司被送進精神病院關了6年……這些例子，讓我們對“被精神病”深惡痛疾。如今，郭俊梅跟這些人對比，還算幸運的，最起碼他獲得一定的賠償，名譽有所恢復，但這，并不能關上“被精神病”的大門。只能說，郭俊梅的勝訴，是公眾維權的起點，也是反“被精神病”的第一步。

當前的“被精神病案”雖然勝訴，但依然不能令人滿意，也讓我們對自己會不會繼續“被精神病”充滿擔憂。

首先有討好輿論之嫌。一是診斷醫師無責，這有給醫師卸責，充當保護傘之嫌，今后診斷，你還可以隨心所欲；二是法官希望郭俊梅不要得理不饒人，在法制社會，得理不饒人本來就是應該的，對邪惡勢力的寬容，其實就是一種姑息縱容，這點法官不可能不懂，之所以揣著明白裝糊涂，顯然是別有用意。在這樣的分析下，勝訴的唯一可能就是難以平息這掀起的社會輿論，只好用勝訴這樣的一種方式來平衡一下各方之間的矛盾。

其次是“被精神病”摘帽子難。醫師無罪，那言外之意就是醫師只是偶爾失誤而已，這種錯誤還是在可接受的范圍之內的，那這對“被精神病”的人而言，在別人眼中，必然會留下揮之不去的陰影，那就是這個人曾去過精神病院，對他必然存在一定的偏見。這是一種精神損失，卻沒有相應的糾錯機制，僅僅憑借一個勝訴，很難擺脫“被精神病”的帽子。每一個公民都應有免于“被精神病”的權利，這是當前機制應該改善的。

最后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醫師的合法傷害權是不是有點大了？醫師一口斷定這是精神病患者就是了，為何沒有第三方監督？為何沒有復診？為何沒有醫師職業道德檔案？沒有這些后顧之憂，醫師的鑒定難免會被利益集團所左右。在這點，日本的相關經驗值得學習，一是有第三方監督，二是有醫生誠信檔案，當有這外部約束時，醫師為了飯碗，恐怕也少有人敢不認真，而對合法傷害權的限制，也是為了減少醫師對公眾的誤傷。

正因為這次“被精神病”案還有這么多可供鉆的空子，才有了我們對“被精神病”的恐慌與擔憂，如果這些“漏洞”不能及時地縫補好，誰又能擔保我們下一次不會“被精神病”呢？所以，當前最關鍵的問題，仍然是如何預防下一個人“被精神病”，找到了上面的“脈搏”，其實完全可以就此對癥下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