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事情的發生，往往喜憂交替，比如最近廣受關注的工資翻番計劃。先是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楊志明透露，我國將努力實現職工工資每年增長15%，在“十二五”期間力爭工資翻番。“工資五年翻番”，大家自然喜不自勝。

可隨后人社部新聞發言人尹成基又表示，“我國已經形成了以市場為基礎的工資決定機制”，且是決定工資水平及工資增長狀況的一條根本原則。這種“調薪主要靠市場”的說法，立時又讓人心生疑慮。

工資是否全賴市場機制決定，一直莫衷一是。新古典經濟學派認為市場性因素對工資起決定作用，而制度學派則認為還應包括各種制度性因素。所以，即便“我國已經形成了以市場為基礎的工資決定機制”，也未必就意味著僅靠“市場”就能實現“工資倍增”，更不意味著行政力量可以“袖手旁觀”。僅以最低工資標準而論，即便政府制定了這個“指導價”，很多企業還在打“擦邊球”，有的發放“地板工資”——將最低工資直接作為員工的基本工資，有的將職工變成“勞務派遣工”等等，遑論全憑“市場”做主。果真全憑“市場”做主，最低工資標準說不定會成為“天花板工資”呢，而“工資五年翻番”的愿景也就有點“畫餅充饑”的味道了。

日本也曾在上世紀60年代推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不到7年時間，人均國民收入就翻了一番。日本當時的“收入倍增”就沒有完全甩給“市場機制”，而是各政府部門綜合發力，打出了一套漂亮的包括最低工資制、推行社會保障、推動中小企業發展、削減個人收入調節稅和企業稅等在內的政策組合拳。其間的種種政府干預，雖然不那么“市場”，卻提前實現了收入倍增計劃。

將工資倍增的希望寄望于市場調節，無異于“與虎謀皮”。要想實現“工資五年翻番”，于目前的國情而論，一系列“對癥下藥”的政府調控舉措不可或缺。比如至少可以在減稅讓利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方面有所作為。

社會財富總歸是在政府、企業、居民三者之間轉移，此消彼長。如果政府征收的稅費過多，無疑就會擠壓企業和居民的收入。

稅負之重，之于企業，正如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教授許小年所稱，中國企業稅負太高，17%的增值稅，再加上25%的所得稅，即使不是全球最高的，也是最高的之一；之于居民，突出表現就是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碎步前進”，生怕步子大了跌跤。

以流轉稅為主的不科學的稅制結構、路橋費推高的物流成本、個稅的“逆調節”……都成為擠壓企業利潤、阻礙工資增長的“攔路虎”。這恰恰需要政府減稅讓利，勻出一些財富。企業稅負減輕，有了利潤空間，才可能與職工分享利潤，工資倍增也才有希望。

當然，企業未必會主動與職工分享利潤。碎片化狀態的職工勢單力薄，根本沒有與資方進行工資談判和博弈的能力；工會經濟上依附于資方，沒有“叫板”的底氣。工資老板說了算，還“倍增”個啥？這個時候，政府就應該挺身而出，通過制度設計和政策調整，比如完善集體合同制度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推動工會職業化以助其挺直腰桿，代表工人協商漲工資等，增強工人的博弈能力。否則，全聽“市場”說話，老板永遠沒有加薪的動力和壓力，工資十年也翻不了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