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包括很多“時評人”――在“議論”某件事或進行所謂的“辯論”時，最容易犯如下三種毛病：①不訴諸任何經驗事實，隨意地貼標簽；②在還未真正弄清楚究竟發生了什么之前就匆忙地進入解釋階段；③雖訴諸經驗事實，但其所引用的事實與他所得出的結論之間卻并沒有多大的關聯，即由此事實推演不出彼結論來。在我看來，這種無根的言論其實就是謠言。然而，這種言論在中國社會里卻非常有市場，而且足以造成巨大的不良社會影響――對于中國社會數量巨大的缺乏獨立思考與思辨能力的群氓來說，謠言是他們心底郁積的非理性情緒最安全、最舒適的發泄口。

雖說如此，國人――包括很多“時評人”――所制造的這種謠言卻往往似是而非，乍聽起來很有道理，完全足以把社會輿論的水給攪渾，從而產生混淆視聽的社會效果。比如：他們會引用村上春樹的“假如這里有堅固的高墻和撞墻破碎的雞蛋，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來證明自己支持弱勢群體的正確性，而不顧事實上，某弱勢群體在某一具體的事件中，某具體的行為到底是否合理或值得同情；你如果寫文章說方文山寫的歌詞華而不實，無病呻吟，只是一堆華麗的文字垃圾，他們連你的文章都不看，就會給你扣上一頂“想借炒作自己”、“眼紅”或“無知”的大帽子。其實，他們是不折不扣的騎墻派，看到哪邊人多勢眾就偏向哪一邊，幾乎沒有任何原則可言。寫了這么多年的評論，我經常會碰到這種事兒――因為，我的眼中沒有任何權威，而且從不把為弱勢群體說話當成我的“神圣使命”；也從不認為為強勢群體說話有什么不對，如果道理確實在強者一邊的話。在我看來，“時評人”固然不是強者的仆人，同樣也不是弱者的仆人，而應該誰有道理，就為誰說話。

說話也好，寫文章也好，事實是立論的基礎，而邏輯則是對事實進行解釋的框架。可咱中國人的邏輯思維卻混亂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就算給他們100%經過確證的事實，他們也可能得出一個100%錯誤的結論。魯迅先生在《論辯的魂靈》一文里曾排列了中國人昏亂思想的種種面相：

“洋奴會說洋話。你主張讀洋書，就是洋奴，人格破產了！受人格破產的洋奴崇拜的洋書，其價值從可知矣！但我讀洋文是學校的課程，是政府的功令，反對者，即反對政府也。無父無君之無政府黨，人人得而誅之。”

“你說中國不好。你是外國人么？為什么不到外國去？可惜外國人看你不起……。”

“你說甲生瘡。甲是中國人，你就是說中國人生瘡了。既然中國人生瘡，你是中國人，就是你也生瘡了。你既然也生瘡，你就和甲一樣。而你只說甲生瘡，則竟無自知之明，你的話還有什么價值？倘你沒有生瘡，是說誑也。賣國賊是說誑的，所以你是賣國賊。我罵賣國賊，所以我是愛國者。愛國者的話是最有價值的，所以我的話是不錯的，我的話既然不錯，你就是賣國賊無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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