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透了以上的“竅坎”，某些企業甚至舉一反三，基于這個“竅坎”展開了主動的“創新”。無論是染色饅頭、還是硫銀耳、增稠蜜，其“創新”的奧秘，說穿了，就是打通“通路”：“滿足了通路的、糊弄了消費的、剩下的就是自個兒的”。“緣起于收入受限，放大于通路強勢”——這就是食品亂象背后的邏輯。

監管再完善，也只是把防守做到極致，監管畢竟有時而窮：一是監管本身需要花費代價；另一方面，一味地強調監管還會放大監管尋租的空間，這是另外一塊多余的代價了。正本清源的辦法是增加居民部門的收入。如果說加強監管起到的是遏制食品亂象惡性膨脹作用的話，那么增加收入除的就是食品亂象之根。邏輯其實十分簡單：收入增加，提高了人力資本的凈價值；人力資本凈價值的提高，放大了偽劣食品的危害，使得偽劣食品成為“吉芬物品”（貧窮時接受、富裕時唾棄的物品）——“讓偽劣食品成為吉芬物品”，是從根子上調動市場的力量予劣質品以懲戒。

“劣貨與其盡用行政力量托管治理，何如善用市場杠桿自發作用”——讓市場發揮作用、盡量讓市場發揮作用，即使是面對假貨需要行政和法律協助的時候；一味求助于行政干預而忘記讓市場發揮作用，恐怕是比食品亂象更讓人不安的事情。而提高居民收入，正是讓市場力量發揮作用的前提。

（作者系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