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行為應與政府切割。公益事業就是公益事業，怎么叫‘捐給當地政府’？公益事業是善事，講究的是一個善念，當然不能 ‘收回成本’。但是，在中國當下，富人有另外一種做公益的方式。

山西煤老板的身份色彩似乎在多年的黑色渲染后開始慢慢變白，甚至變得多彩起來。據中國新聞網4月19日消息，山西煤改過后，汾陽市一群煤老板組成轉型協會，將資金投向了公益事業。有趣的是，這則新聞報道中還有一條注腳，汾陽對公益事業投資最多的煤老板孔祥生說：“我們投資的15億中，一大部分是要捐給當地政府，就不打算收回成本。 ”

煤老板做公益事業，當然是好事。白色總比黑色更安全，也更受人尊重。在中國的歷史傳統中，“善人”與“富人”往往也貼著同一個標簽。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道德追求，也構成了中國不論是窮人還是富人的倫理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過去封建制下的中國，富人鋪路架橋，開倉賑災，救濟窮困，也都為中國傳統社會的維系和運轉提供了可貴的精神資源。現在，汾陽煤老板試圖改變自己那種黑色經濟獲利者的形象，轉而投身當地的公益事業，一方面構成了對中國優良傳統的重溫與恢復，一方面改善了當地的商業倫理以及商人的身份色彩，無疑值得肯定。

然而，富人行善，善亦難行矣。首先，慈善行為應與政府切割。公益事業就是公益事業，怎么叫“捐給當地政府”？這往往使人產生雙重聯想：一是汾陽這次煤老板做公益，是出于行善的動機，還是政府的動員？在歷史上我們不難看到，每至政府有難處，官員便向富人“逼捐”，為了讓富人掏出錢來，官員往往使盡手段，結局當然往往都是政府得逞，而富人遭殃。在這種情況下，富人無疑也是弱者，茅于軾先生所謂“為富人說話”之謂也。也即，與更強勢的政府權力比起來，富人往往也是弱勢的一方，無論是稅負的增加還是善款的被動員，無不出于弱者對強者的臣服。這種被迫的臣服不但不能帶來富人對慈善事業的真心向往，反而是對富人財產的另一種剝奪。只有出于真心的行善，才能將善念擴散，并使善行的倫理教化作用進一步彰顯。

同時，如中國有名的民營企業家宗慶后所公開表示的那樣，經營好企業、創造利潤才是商人最大的善行，企業經營好了，才能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解決更多人的生計。并因此，宗慶后拒絕成為“裸捐”的帶頭人。如果商人都不去創造利潤而是將錢投向效益有限的公用事業，則公用事業雖發展了，但商人這個制造利潤的機器被改造了，稅源成了一次性的投資，對于整體經濟的持續增長來說，未見得是一件好事。

而煤老板做公益所引起的另一重聯想則是，此次煤老板的轉身，是否真的意味著富人在純粹“做公益”？正如前述的煤老板所言，“捐給政府，就不打算收回成本。 ”公益事業是善事，講究的是一個善念，當然不能“收回成本”。但是，在中國當下，富人有另外一種做公益的方式，那就是通過給政府捐款（說是用于當地民生事業），或改善在政府中的形象以利未來 “好辦事”，或者干脆派錢給政府，將善行看成另一種方式的投資行為。慈善被蒙上了透過權力謀取更大利益的灰色紗幕之后，善行也必將變味和變色。

凡商人總要逐利，甚至，商人最大的道德應該首先是創造利潤，但創造利潤的方式必須正當。既不能是沾滿血色的黑煤經濟，也不能是紅黑通吃的變色生意。因此，面對山西煤老板的身份轉型，需要仔細甄別之后，方能下一個黑白紅的定斷。

（作者為《中國新聞周刊》編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