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上午，安徽省亳州市利辛縣國土局胡集中心所原所長周文彬，在微博上發布消息稱將去亳州市紀委“自首”并檢舉曾向上級行賄一事。亳州市紀委介紹，周是正常的反映問題，目前已受理并上報紀委高層，其反映的具體內容不便透露。（4月14日《新京報》）

自首本是很私密的事情，周文彬卻通過微博直播的形式公布于眾，這一特立獨行的舉動立即引發社會關注。對此，有網友嗤之以鼻，認為是“炒作”和“作秀”。然而，那些“隔岸觀火”的看客們，又有誰能夠真正讀懂微博直播自首背后的悲愴。

“車已出發，載著我和一顆忐忑的心朝著不可預料的未來出發”，“對我來說，自首就像抑郁病人赴死一樣的堅決和快慰。”微博直播的字里行間，彌漫著“風蕭蕭兮易水寒”的味道。一起簡單的行賄罪自首，竟然演繹出“壯士一去不復還”般的悲壯，這似乎有些過分夸大和渲染。然而，這種情緒的產生，不是周文彬在故意矯揉造作。因為，除了自首自己的行賄行為外，他此行另一項更為重要的任務是，舉報利辛縣國土局局長于強等3名局領導。

舉報，就意味著要向既得利益者挑戰。據《東方早報》報道，在決定自首之前，周文彬已向中央、省、市領導及各級紀檢監察部門做過多次舉報。盡管舉報信內容詳盡真實，但從去年到今年的時間里均得不到重視和查處。舉報者的苦苦吶喊，卻得不到相關部門的積極回應，這從一個側面折射挑戰利益集團的難度和無助。無奈之下，周文彬決定孤注一擲，以行賄罪自首的形式向亳州市紀委舉報國土局領導，“寧可舍得一身剮，也把皇帝拉下馬。”

光這還不夠，還要微博直播向全社會公開。在筆者看來，周文彬的良苦用心有二：一方面是運用微博這個網絡平臺，祭出反腐怪招，撩動大眾神經，從而借助網絡和媒體的力量給當地相關部門施壓，使反映的情況得到認真調查和處理，避免重蹈不了了之的覆轍。同時，更為重要的是給自己多一分安全感，減少遭遇不公待遇的可能。畢竟，通過微博直播把自己置于社會的聚光燈下，周文彬也就成為頗受關注的焦點人物，被舉報者勢必投鼠忌器，不敢肆意打擊報復。

這一擔心并非杞人憂天。由于舉報行為觸及到利益集團的痛處，將對方見不得人的黑暗面剝離在陽光下，很容易遭受利益集團的集體抵抗，甚至是瘋狂報復。尤其在舉報大案、窩案時，一些重要的線索往往沖不破“官官相護”的利益鏈條，更有甚至，實名舉報信最終轉到被舉報者手中，為其招來無妄之災。湖北十堰市竹溪縣建設局干部郭元榮因舉報當地官員，被公安局關進精神病院14年；原河南平頂山市政法委書記李長河被呂凈一舉報后，雇兇將呂刺成重傷、將呂妻刺死……一個個舉報人遭到報復的例子觸目驚心。據最高人民檢察院材料顯示，在那些向檢察機關舉報涉嫌犯罪的舉報人中，約有70%的舉報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擊報復或變相打擊報復。其中，那些“隱性打擊報復”舉報人的行為，因其手段“合法”，行為隱蔽，難以界定，一直處于法律救濟的“邊緣死角”。

微博直播自首不具有可復制性。因為，一旦另類變成常態，新鮮度不在，便會隨著公眾關注熱情消退而威力大減。每一起舉報案件都應該重視，每一個舉報人的權益都需要保護，這不能依賴于舉報者走極端式的“自我救贖”，而應是制度保障下的公權救濟。如何加強對舉報落實情況的監督和管理，讓正義的審判不被權力遮蔽雙眼；如何加大對舉報人的保護力度，讓有良知的公民能夠坦然揭露黑暗，這便是“微博直播自首”留給我們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