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公安部召開深化打拐專項行動電視電話會議。會上，公安部有關領導表示，全國警方將開展為期6個月的來歷不明兒童集中摸排行動，不放棄任何一起未破打拐案件。對疑似被拐賣兒童，要采集生物檢材，錄入全國打拐DNA數據庫比對（4月13日《新京報》）。
一場發自微博的救助童丐運動，推動著打擊拐賣兒童行動不斷向縱深發展并取得顯著成績，令人欣慰，也令人深思。面對依然嚴峻的“打拐”形勢，發起一場為期半年的專項行動，刮一場“打拐”風暴，也確實很有必要。
然而，在對這場“風暴”寄予厚望的同時，筆者又不禁有隱約的憂慮。“風暴”過后，拐賣問題是否會像其他運動式治理的問題一樣，再度死灰復燃并愈演愈烈，陷入難堪的治理輪回？我們更需要做的，是不是應該把功夫下在平時，通過完善責任體系，形成各方負責的合力，對拐賣問題露頭就打，這樣的長效管理應該是更優的選擇。
我們有一個完整的行政治理體系，有完整的治安管理體系，相應的，對每一個社會問題，都應該有人按職責進行日常化的管理。一個兒童被拐賣，拐賣他的人不會把他扔到火星上去，也不會送到美國去留洋，他們要么被賣給需要領養孩子的人家，要么成為街頭乞討的工具，要么被送到黑工廠做童工。這些可能的去處，都不是無人管理的獨立王國，都有相應的管理機構和管理人員，如果這些機構和人員，能夠主動工作，已發現問題就主動介入，是不是可以更有效的治理這一問題？
可是，我卻常常對著電視上處理打拐的鏡頭發愣：當一個被拐賣的兒童或婦女被解救，我就在想，這個村子、這個社區的干部和治安員平時在干什么？自己轄區內的人家莫名的多出了一個孩子，他們為什么不在第一時間發現問題并主動干預？每當看到報章上關于街頭童丐的報道，我就在想，我們都有民政救助機構，各地的大街上也都有治安巡邏的警察，這些可都是專職的管理者，事實上有多少人積極主動的去過問了呢？該作為的不作為、慢作為、懶作為，是不是導致“打拐”積重難返的一個因素呢？
由此我想到，在掀起打拐風暴的同時，我們還必須按照屬地管理的原則，完善相應的責任體系和問責制度。一個村子里出現被拐來的兒童，首先拿村長和治保主任試問。一個街區出現租賃式童丐，首先拿派出所長和民政干部試問。只有明確的責任落實和嚴厲的問責措施，才可以形成職責體系內人人主動工作的局面，才可能是打拐取得長期效果。這一點，恰恰是我們工作中的軟肋，若不能有所突破，打拐陷入悲劇性的輪回，那是板上釘釘的事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