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席哈佛中國論壇期間，由哈佛和MIT中國留學生舉辦的“中國教育評論”和“北岸”論壇，邀請我參加他們的討論活動。活動本來準備大家共同討論三個小時，最后變為我講一小時，回答問題兩小時20分鐘，這幾乎成為我所做的時間最長的講座。

在哈佛校園，隨便走到哪，都能看到為學生討論準備的小會議室、活動室，咖啡廳和學生活動中心也是討論場所，我常在這些地方看到一個小組在一起熱烈討論。而“中國教育評論”周六上午固定活動，從未間斷，負責人在活動前把活動消息、安排發給所有學生，每周都和大家一起商議主題。對不少中國留學生，這也成為周六固定“節目”。

我這次講座，是負責人“見縫插針”安排的，他曾多次與我溝通形式和話題，可見其對平日常規學生活動的用心。在哈佛做交換生的一位學人告訴我，哈佛給他的最深印象就是研討會，每次研討的準備需十分充分，包括閱讀多少圖書，準備討論問題，一門課要求閱讀10本書十分常見。在國內一個學生一學期能選修10門課，在哈佛選修五六門課也會被認為是“大牛人”——哪有那么多時間把要求認真閱讀的書讀完？與哈佛教學特點對應，其圖書館之多讓人咋舌，每個學院都有自己的圖書館，還有各種專業圖書館。上學真是在“讀書”。

我的講座中，提問時間長達兩個多小時，而且每個問題都顯現出提問者的思考，可見“訓練有素”。我國國內大學近年來在倡導大學生的質疑和創新精神，可在國內大學的課堂和講座中，學生不愿提問卻是比較普遍的景象。這與沒有討論、提問的習慣有關。

“聽到南科大的改革設想，我們都很振奮，有很多同學說，如果南科大的改革成功，回國就把南科大作為首選。”一位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趕來參加論壇的同學說。在哈佛期間，我被屢次問及南科大的教改，這次哈佛中國論壇上，南科大的改革也是教育改革分論壇的核心議題，朱清時校長參加這一討論。我由此想到，假如南科大教改不順利、不理想，這會給海外留學生對中國教改的期盼以多大“打擊”呢？進而，未來又會有多少人選擇回到國內大學工作呢？

其實，美國學生也特別關注我國的教育改革，哈佛教育學院博士生Andrew Scott Conning的博士論文就選擇研究我國的教育改革，他思考的問題是中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會否有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模式。如果有，這種模式是否將由中國文化、價值觀念等產生。這種研究相比一些中國大學校長說正在建立“建設一流大學的中國模式”，也許更切中核心。

講座結束后，我在想，今天我們所談的教改，不就為了出現這樣的學校和這樣的學生嗎？那教改為什么不借鑒、參考甚至直接“拿來”世界一流大學的辦學模式、教育管理制度，卻非要自己去探索、走彎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