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政主要領導干部8小時外的生活如何監管？重慶市酉陽縣的做法是，給每個官員發放一部具有GPS定位功能的3G手機，要求他們24小時開機，接受跟蹤監督，購機費和通話費按相關規定由縣財政統一支付。如果在跟蹤中發現他們有違規違紀行為，按通報批評或責令辭職等8種辦法進行處理。

應該說，在監管領導干部成為各地普遍難題的今天，重慶酉陽想出這樣一個辦法是動了一番腦筋的，而且也產生了一定的效果：縣紀委透露，一年來有82名領導干部被通報批評，其中20人被誡勉談話。把領導干部的行蹤置于監管之下，這當然會受到公眾的歡迎。敢于把“精細化管理”的想法付諸實施，酉陽縣委的魄力和自律精神令人欽佩。不過，這樣一個突破陳規，并且給官員群體帶來了某些“不自由”的舉措，必然會受到爭議。

首先，這一做法是否侵犯了官員作為公民的隱私權？官員群體比普通群眾掌握了更多資源、承擔著更大責任，其隱私權必然受到一定的限制。有些在普通人那里被視為“隱私”的內容，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官員可能就得公之于眾，接受審視和監督。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官員群體就得完全生活在一個透明的玻璃缸里。他們生活中有一些內容并不牽扯公眾利益，同時也不違法犯罪，但他們不愿意為外人所知，這當然也是受到法律保護的“隱私”。手機GPS跟蹤是無法區分哪些時候應該定位、哪些時候應該放手的，它無時無刻不在盯防的特性使它很可能侵權越界。

更重要的是，這種對當事人帶有強烈不信任感的“特務”手段，幾乎必然招致手機持有者的反感。而且，這個監管辦法還公然規定：縣委書記和縣長不在監管之列。這種不徹底性也必然帶來被監管者的不平衡感：憑什么他們就能逍遙其外？在這兩種心態作用下，誰也不能保證被監管者老老實實地持機待“定”，而想辦法來規避跟蹤恐怕會成為很多人的選擇。

既然GPS手機定位只是一種技術手段，就必然會有相應的技術手段來“破解”它。監管者不是先確定手機所在位置，又通過撥通電話來印證手機主人的行蹤嗎？被監管者完全可以把GPS手機放在“合理”位置，再通過呼叫轉移把來電接到另一部電話上，然后告知查崗者自己在“合理”位置。這樣，他就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了。被監管者還可以讓秘書拿著GPS手機在“合理”位置游動，同時接受查崗者的盤問，自己脫崗逍遙。再不濟，被監管者還可以讓手機沒電或電池泡水，使監控臨時失效。

如果被監管者不愿意在技術上大動手腳，帶著GPS手機一樣能把想做的事做了。比如說紀委的本意是通過定位系統，跟蹤察看官員的活動情況，防止領導干部去不該去的地方，比如賭場或娛樂場所。可是官員要真的賭興來了或想要“娛樂”，他就是在非娛樂場所一樣可以組局豪賭和鶯歌燕舞，只要有一處單獨的活動空間就夠了——這對官員來說并不困難。GPS手機又不是全息攝像機，就是在它的眼皮子底下違法亂紀，它恐怕也無能為力。

有太多的托詞可以作為掩護，有太多的方法可以逃避監管，價格不菲的GPS手機不過是給官員們又添了一個“玩具”而沒有真正的監管效果。從當地公布的語焉不詳的“成就”數據也能看出來，一年下來GPS手機并沒有什么突破性的發現。總不能說在這段時間內，所有的官員都沒做違法之事吧？只能說，這不是什么高招，它像網眼過大的漁網，任很多魚在其中自由來去。

對領導干部的監督，不是通過手機的新增功能就能完成的，還是應該著眼于誠意正心和建章立制。從思想上，要把貪賄可恥的是非觀和伸手必被捉的危懼感建立起來。從制度上，要把人大監督、司法監督、輿論監督和公眾監督的各種渠道有效利用起來，讓官員們在一雙雙警惕眼睛的注視下沒有機會作奸犯科。這件事沒有捷徑可循，只能一步步推進民主和法治的進程，以正本清源，刷新吏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