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學費問題與留學的兒汪某發生爭執，母親在迎接兒子歸來的機場，卻迎接到刺向自己的刀。（4月10日，中新網）

當讀到這則消息，為之一震。我們應該如何反思我們的社會教育，反思我們家庭教育？如此種種，呼嘯而來。司馬遷說：父母者，人之本也。孝敬父母本應作為人之為人最起碼的道德底線，然而當一個社會對此都開始頻頻觸碰，問題絕不僅是家庭、學校這么簡單，汪某只是一個典型，在汪某身上透露出的“社會道德偏失”才是這個問題的病詬所在。

日本人的雙重人格從他們所喜愛的菊花與武士道精神便可窺出端倪。本·尼迪克特在《菊花與刀》中明確指出“義理”對日本民族的影響。所謂“義理”，是日本自上而下所尊崇的道德評價體系，這其中包含了他們對于恩情、責任、義務的看法與態度。如果一個人的行為在其“義理”所能接受的范圍之內，他們往往如菊花一般文雅而不失風范；而當別人的行為已經觸犯了其“義理”的承受范圍，他們往往以“武士精神”來捍衛“義理”的尊嚴。這“一剛一柔”構成了日本民族完整的精神體系。

我料想，汪某在日本是未曾真正領悟這兩種交錯的理念所共同架構的精神體系。他學到了武士情節，卻沒有學到其中的知恩圖報、義不容辭的思想本質。

當然，汪某好似與這即便片面的“武士精神”也是謬以千里。如他真有膽魄，在求學五年之后最起碼可以部分自食其力，而不會依舊依靠母親工資來為他一年30萬的留學生活付費。我斷然揣測房東收房租而自己卻囊中羞澀的時候，汪某定然是不敢如此放肆的，但是這種為錢所困的憤懣卻發泄到自己母親頭上。在強者面前做卑躬屈膝，在弱者面前做高傲狂妄，這不就是自欺欺人的奴性嗎？

社會追求本末倒置是這起事件的最強推動力。《三字經》有“首孝悌，次見聞”，強調孝是人生第一大事，其次才是多見識天下之事，廣其所知。莫說出國留學增長見聞，便是中國傳統兒童啟蒙讀本尚未參悟透徹，最基本長幼有序尚且不知，我看人格是否健全都有待考證。

人格不健全催生的“暴力知識分子”更是社會大害。如果一個文人運用自己淵博學識借用的不是筆而是刀，這個社會將會異常可怕，更怕的是，他不是對準了可能的對手，而是進行閹割式自殘。

是的，當這些引人注目的事件背后最不引人矚目的動機投射在全民族的大幕上時，他們對一個民族未來的影響異常甚遠。其被閹割的社會道德扇了我們一大耳光，他嘲笑的是整個社會。當刀上刻不出孝悌、菊花這種文明社會基本的道德光輝，沒有道德約束后可能的為所欲為，甚至升級到更加惡劣的群體性事件場面，這才是這個社會最為悲劇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