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區檢察院首次披露，貪污腐敗案件已出現了“35歲現象”，35歲以下職務犯罪案增多，且呈涉案金額巨大，大案、特大案多等特點，“大多剛成為部門領導就腐敗”。

人們好像很喜歡用年齡段來描述腐敗的特點。比如前些年熱議“59歲現象”“26歲現象”“39歲現象”等。

用年齡來解釋腐敗，很容易用籠統的邏輯、浮表的現象遮掩住腐敗犯罪的本質原因，甚至還有了幾分辯解的味道。古今中外，腐敗的本質邏輯，就是權力變現；腐敗高頻的本質原因，就是監督匱乏。任何“快退休了”之類的解釋，都容易“跑偏”。

因此審視腐敗“35歲現象”，仍要擱置于權力的失控與約束的基本框架之下去考量，回答一些基本的命題：為什么“剛剛成為部門領導”就要腐敗，顯得那么急不可耐？為什么小部門的小領導動輒搞出涉案數百萬的大腐敗來，顯得那么“大手筆”？為什么面對“前景”一點不珍惜，顯得那么“貪圖眼前”？最重要的是，59歲也好，35歲也好，為什么給人的感覺是貪污腐敗的念頭一旦滋生，便那么容易實施得逞，等到被揪出來，則一切晚矣？

這是反腐敗遭遇的新問題。如果一定要強調“35歲現象”，它能夠揭示的特點，只能理解為某些年輕干部膽子大、貪欲強、手段多，年紀輕輕就讓虛榮享受占領大腦高地。而此種墮落的外部環境之一，就是西城區檢察院所說的“上行下效”，在一種不良氛圍中浸染，一旦掌權馬上會想辦法“權力變現”。而職務犯罪高學歷、低齡化，顯然要比“59歲現象”的現實危害更大，因為他們可以掌握更多用來腐敗的資源，可以腐敗更長的時間。

相比之下，我們在強調干部年輕化、高學歷的同時，卻沒有及早將“嚴苛監督”的籬笆扎好。不管是分析各類案件，還是貪官在法庭上的痛哭流涕，都表明長期以來的監督困境，在很多環節仍然存在。曾任中紀委副書記的劉錫榮提出的“五太問題”，仍讓人感慨——上級監督下級太遠，同級監督同級太軟，下級監督上級太難，組織監督時間太短，紀委監督為時太晚。這“五太”不解決，腐敗難根治。

溫家寶總理說：和平建設時期，執政黨的最大危險是腐敗，而孳生腐敗的根本原因是權力得不到有效監督和制約。我們既需要發現腐敗新情況，從中把握新動向，還必須從源頭上全方位地加強反腐敗的改革與制度建設，探索多元手段、全面參與的監督網絡，避免權力太集中、推動權力更透明。

摘編自《華商報》4月10日文/畢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