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教授的話如此找罵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他把我們私下的貪婪和對金錢赤裸裸的欲望搬上了公共的臺面。即便是在微博，在公益的假面舞會上，誰不站在道德的制高點誰就沒有發言權。很多人認為董教授作為北大高等學府的教授，敗壞了社會風氣，教學生赤裸裸的拜金，過分把道德綁架在教師與學生的學術觀念和人生觀念上，聽者無心，聞者有意。倒是沒有聽見董教授的學生與其唱反調，反對他的教學觀念。而作為“第三者”的大眾卻高舉道德的旗幟，站在了道德的前線，嘔心瀝血的呼吁這群學生不要受邪氣世俗的污染，認為知識沾上銅臭味是社會的悲哀。然而，如果知識不用于創造社會財富或者所掌握的知識無法創造社會財富，那樣的知識能被稱為知識么？

很多人一貫地認為，學者就應該是是清貧的形象，不為五斗米折腰，好像顏回、陶淵明那樣的學者文人才值得被人稱道。就好比認為為官者必衣衫襤褸才是真正清官。但是，誰規定白面書生就一定得清苦一生，誰說教授學者就不能合理合法致富？這又讓筆者想起易中天在《面對面》回應王志笑稱“易老師已屬于有錢人行列”，易中天立即回應，現在這些平面媒體、電視媒體、包括閣下你，看到的怎么都是名利二字？難道這是老百姓關心的話題嗎？我一個教書匠憑自己的手藝掙錢，怎么就撐破了你們媒體的眼皮？

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中明確指出，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所有問題的根源就是用道德代替法律，把這一命題放在現在很多問題上依然適用。事物都有一個極端，過分的操守著“道德的潔癖”而壓制著人性的本質，盲目地讓道德介入，只能適得其反。